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农地流转:政府的视角——一种学术文献的研究进路

政府在我国农地流转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从政府的角度来研究农地流转,主要涉及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与职能、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农地流转中的政府行为、完善农地流转的政府途径等方面。通过政府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如何避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怎样处理跨地区的土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关系、怎么解决政府机制失灵的问题等,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基层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公共服务能力构建研究

在农村发展新的形势下,基层政府要发挥在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转变和强化政府职能。在农村土地流转体制变革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政府职能转变与发展现代农业的关系。具体来说,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合适地明确自己定位,优化现行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的行为,优化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的定位,加大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力度,发挥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在土地流转中的促进作用。     

农地流转中政府行为失范的成因及对策探究

正是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推进了农地流转的开展,但伴随着农地流转的深入实施,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失范行为也逐渐显现。对当前农地流转中政府失范行为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完善农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土地管理监督约束机制等举措,以推进政府行为的完善,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发展,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农地流转中利益相关方关系分析

研究农地流转的主体-农民及其利益相关方政府、集体的角色特征,以调节政府、集体、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行为偏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农户行为的相关理论出发,分析农户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阐述农地流转中农户与其相关方相互关系及其行为表现。     

试论农地流转监管主体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已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由于农地流转不仅关系到农村的稳定,更是与整个社会共同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该文主要是基于农地流转监管主体的现状,及监管主体困境产生的动因出发,以"主体—权力—责任"为研究范式,从监管主体定位、权利配置、责任追究三个方面建立政府、集体组织、中介服务组织及农户"四位一体"监管主体模式,以完善我国农地流转监管机制,规范农地流转行为,维护农地流转秩序。     

政府与市场“双失灵”困局中的农地流转博弈特征分析

以河北省魏县S村粮食市场为例,考察了在政府与市场“双失灵”背景下农地流转过程中多维主体博弈的特征,提出建立依靠市场主导、政府统筹、多方参与的博弈框架与沟通机制,更好地兼顾各方的利益,不可顾此失彼。      

农地流转信息失灵的法律规制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信息失灵现象,土地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我国当前农地流转中,政府应通过信息规制手段矫正农地市场信息失真状况,修复农地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息规制的对象为市场参与人的交易信息披露行为,重点是对市场信息的优势方——农村基层组织和涉农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规制。在我国当前农地市场信息规制中,政府应特别注重信息工具手段的运用,以规范管理流转当事人的信息供给与传递行为。     

中国农地流转的障碍及其出路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农地流转合法有序地进行,运用法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当前国内农地流转在思想观念、基本制度、运行机制和流转动力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障碍。分析表明：从宏观规制方面坚守农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完善农民权益保护层面的利益协调,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安排好农地流转配套机制,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构建高效、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探讨

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合理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采用系统分析和案例对比的研究方法,在借鉴国内典型区域流转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尝试构建了“土地市场+土地银行”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并阐述了其在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制度上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给予了农户自主选择的权力,为承包经营大户解决了资金问题;政府的监管降低流转后产权利益纠纷风险。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支撑。     

基于制度视角的代建制监督体系研究

针对我国代建制的现状和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代建制的特征,提出加强代建制监督体系应从完善政府监督体系、市场监督体系、项目监督体系和社会监督体系4个方面着手：完善政府监督体系主要是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任务,完善市场监督体系包括完善代建单位市场准入制度、招投标监督体系、代建人绩效评价以及清除机制等,完善项目监督体系主要是分清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监理单位的监督职责,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主要是发动社会群众对代建项目进行监督。     

论我国政府采购监督体系的重构

政府采购监督体系有助于我国廉政建设,有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节约采购资金,还有利于实现自主创新等政策目标。然而我国现有的政府采购监督法律体系不完善,还存在政府采购仅限于流程监督,缺乏专业的外部监督,缺乏有效的质疑投诉体系等问题。必须完善政府采购监督法律法规,重新构建包括内部监督、外部专业监督、社会监督、有效的投诉质疑救济制度在内的监督体系,以确保政府采购市场规范、高效的运行,实现政府采购的各项政策目标。     

碳排放监管中政府与企业演化博弈及策略研究:基于第三方监督视角

加强碳排放监管是实现政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战略方针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环境的主要破坏者承担着碳减排的重任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政府管制下，企业被动参与碳减排，但偷排、超排现象时有发生。文章针对政府碳排放监管问题，分析了影响企业碳排放的相关因素。从第三方监督视角出发，在考虑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督主体均为有限理性条件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在碳排放监管中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在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限动态策略选择和不同参数变化下双方的策略选择演化趋势，并运用Matlab软件对结果进行仿真。结果表明第三方监督在政府与企业碳排放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与企业的决策选择。因此，加强第三方监督力度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缓解政府监管压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督促企业合规排放二氧化碳。但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最后，为政府更有效地引入第三方监督主体提出对策与建议。     

我国慈善组织的外部监督

慈善组织的公共性是外部监督的正当性基础.外部监督包括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利益相关者监督及独立机构的监督.政府监督主要通过主管机关和税务机关来实现,贯穿于慈善组织设立、运行等各个环节;社会监督的关键在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则依托于法律赋予监督主体诉权;独立机构的监督则在于提高独立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来实现有效的监督.     

和谐社会视角下法治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是树立法治理念,必须摒弃人治思想、树立法律信仰、强化程序意识;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提高立法质量、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严格行政执法,必须端正行政执法观念、转变行政执法职能、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建设法治政府的保障是完善监督机制,必须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和专门监督。     

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监督体制的创新

人大监督、行政内部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构成当代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监督体制。该体制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就是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监督体制创新的主要动因。为此,要把强化人大监督机制、考评监督机制、政协监督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作为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监督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实现——基于《食品安全法》第七条的思考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生产销售者内在的自律和对其外在的监管。分析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指出行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具有正当性,其监管功能的实现可以弥补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监管的不足。提出应通过立法明确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权责,正确协调行业协会自治与政府职能的分工与制约。     

苦难的美学意蕴——魏晋风度的中国式美学反思

对苦难的自觉意识本身就意味着个体的自觉与自由,苦难的形上意义也因此与美学相关联。魏晋南北朝个体苦难意识得以生成,苦难意识从＂类＂的政治、伦理向度向＂个体＂意义向度的裂变,使美学能够真正面对生命个体,实现了中国美学史上极为璀璨与光辉的一页。然而,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美学路径,随着封建帝国的大一统而出现了断裂,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我们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有必要正视美学的各种可能向度,还美学以真正的美学魅力。     

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正在好转,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面临挑战。选取不同媒体监督条件下食品安全治理的代表性案例,分析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可以扮演“守望者”的角色,加强媒体监督可以引导政府通过行政治理来约束企业行为,推动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完善政策法规。同时,加强媒体监督将会降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减少监管者背离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若限制媒体发声,会助长企业的投机行为及监管者的地方保护行为,从而对企业、行业及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合理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可及时排解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企业及监管者各自的努力程度,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看,利大于弊。若要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需重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相关部门可从增大媒体自由度水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