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文本语境与复义

"文本语境"的内涵除了"上下文"之外,还曾被瑞恰兹和巴赫金分别加以语义层面和话语层面的拓展,形成了另外两种更具广阔内涵的文本语境。三种文本语境都具有复义功能,为文学文本创造并保留复义。上下文的文本语境通过语词之间的语义交感,在语词的概念意义之外重组出新的整体意义,构成文学文本的基本意义;语义层面深邃而广阔的文本语境,以引入新信息的方式为解读意义提供更多可能,使文本意义呈现出复杂的复义状态;话语层面的文本语境,由语境和话语的多重性实现复义的创造,使某一话语在周围各种话语所构成的不同语境的折射中呈现不同的意义。     

政治话语的转型与新闻文本的制作

新闻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世界各国统治阶级不断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现代政治传播领域内新闻话语出现了更新和转型：意识形态的诠释更加巧妙,政治话语的基调更加平实,利益博弈中更加注重对话,政治活动充满了表演的痕迹。政治传播要实现传播意识形态、引导公共舆论的任务,必须首先尊重受众的信息接受心理,按照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制作政治新闻的文本。我国政治传播应该跟上世界潮流,尊重现代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用现代意识形态指导政治传播,政治话语实现由灌输向沟通转变,这样才能提高舆论引导的社会效果。     

战型文本: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文本形态

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是在与敌对阵营的艰苦斗争和同一阵营的互相辩驳中发展壮大的。在此过程中,现代汉语诗学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战型文本"。其中,有针对性极强的显性战型文本,也有暗中较劲的隐性战型文本。在显示出针对性与尖锐性的同时,战型文本也暴露出有所偏颇甚至极端偏激的不足。产生大量战型文本的原因,一是为了抢夺与捍卫话语统治地位,新旧诗学之间必然爆发话语战争;二是新诗学战胜旧诗学之后,为瓜分话语权力必然爆发内部话语冲突。     

《简·爱》的女性话语空间解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简·爱的女性主体反抗男性权威的个人叙述声音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经典文本.笔者从社会文化机制内部探讨其女性话语空间,认为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空间进行了寓言式再现,通过主人公简·爱从"我必须说"到"我们整天谈着话"自我建构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以此可对文本结尾作出新的评价,这是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空间问题的思考,也使文本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话语空间的一场诗性试验.     

试论我国“教育本土化”研究演进的话语谱系

笔者以《教育研究》杂志从创刊至今30余年的文本资料作为考证对象,通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挖掘和梳理教育中国化、教育全球化以及后现代理论对我国"教育本土化"研究影响的话语谱系和演进路径。"教育本土化"的实现,应该是在引进异域理论的前提下,寻求博弈性平衡和共融性发展的结果,进而逐步建立教育理论研究"本土"与全球的中庸平衡观。     

互联网影像的政治参与及其传播规律研究

互联网技术带来了影像拍摄的"随时随地化",由此也提升了影像在现代媒介传播中的地位。无论是信息传递、意见表达,还是情绪渲染,互联网影像文本无处不在,它通过"视觉物"的原始意义来启蒙人们的政治感知,并在这个过程中建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博弈关系。从整体格局来看,互联网影像的传播者(拍摄者与转发者)主要属于民间话语阵容,并以"解构"的方式来参与政治实践。在互联网影像传播的"政治事件"中,"仪式"有向"冲突"转化的潜能,同时,"非政治事件"有向"政治化"演进的潜能。"政治人物"的互联网影像也具有相应的传播规律,聚焦于人物的"表情"与"行为",生产出有别于传统媒体影像的政治意义。     

幽默话语的审美认知解读

国内外语言研究者从认知语言学的各个理论对言语幽默话语进行分析,但是言语幽默的认知研究对幽默话语的解释描述存在不足。信息标识与关联理论的结合对幽默话语进行解读,一方面把受话人分为话语文本内和话语文本外两个层次,确立不同层次的受话者的推理语境效果差异,对幽默话语提供丰富的解读。另一方面,幽默文本中信息标识可以促动"推理重启",在信息标识的观照下,以关联理论对幽默话语进行认知解读,就可以揭示幽默话语文本的接受主体在推理的语境效果差的张力中完成对幽默的审美活动。     

“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

批评的策略在于分析所谓"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因为构成文本意义的,是文本所在的话语传统。解读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具有诗学与汉学的双重意义。它揭示了文学想象与表述的内在意义结构,重建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的长城神话的话语传统,"长城"从一个历史建筑变成具有"他者"意义的文化符号。     

曹禺戏剧话语的叙事策略：纵横交错的叙述

曹禺戏剧中有大量的叙述话语,这些叙述话语一方面为剧场演出进行必要的环境交待和角色阐释,另一方面却又以"不可靠的叙述"、"客观描写的主观意向"、"角色介绍的未完成性"等语言策略设置语义迷宫。要穿越这个语义迷宫,不仅需要读者的细致敏锐,还需要借助文本各部分之间,甚至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比参照。     

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古典结构——《洼地上的“战役”》文本的复杂性

《洼地上的"战役"》备受关注与争议,是因为小说在看似统一的显在主题下潜伏了错杂不一的裂痕。这个裂痕是政治话语、启蒙话语和古典话语分别影响作者的结果。从王应洪死亡事件的内相剖白,"战役"一词内涵的深沉性、悖反性,小说文本隐在的古典爱情模式,以及路翎在传统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创作转型等几方面入手,解析了小说文本复杂性的表现与缘由。     

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古典结构——《洼地上的"战役"》文本的复杂性

<洼地上的"战役">备受关注与争议,是因为小说在看似统一的显在主题下潜伏了错杂不一的裂痕.这个裂痕是政治话语、启蒙话语和古典话语分别影响作者的结果.从王应洪死亡事件的内相剖白,"战役"一词内涵的深沉性、悖反性,小说文本隐在的古典爱情模式,以及路翎在传统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创作转型等几方面入手,解析了小说文本复杂性的表现与缘由.     

“疯女人”的前世与今生——《藻海无边》与《最后旅程》对《简·爱》“疯女人”的解构与重构

"疯女人"伯莎被《简·爱》的文本语境中的男权社会秩序和殖民话语权威树立为失语的"他者"。《藻海无边》以多重声音叙事模式,赋予了"疯女人"话语权,重构了"疯女人"的历史和疯癫原因。《最后旅程》突破性地将"疯女人"作为男权文化中自我追求难以实现的女性的集体象征,作者为"疯女人"规划了出路,但是文本对"泛性论"的滥用和男性文本话语强权成为败笔。     

传统与现代之间——曹禺戏剧话语的一种阐释

曹禺不同戏剧文本中存在着复杂的叙事结构.其中之一是以革命话语为主线的"现代性"叙事结构,而其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革命理性的反拨又形成另一叙事主线;可是传统伦理话语模式的复活也在文本中有所体现.正是这些"复调"式结构自身的矛盾张力形成了文本的复杂性与多意性,从而使人们能不断地在文本现实指涉意义之外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的后殖民性

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审视与重读西方经典,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运作;关注后殖民作家对于西方经典文本的重写与改写,揭示其所具有的抵抗意义;重新阅读后殖民本土作家的文学书写,审视其文本所揭示的现代国家话语对于边缘群体的压迫性.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与其他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研究不仅揭示西方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霸权,更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后殖民本土文本对于"殖民"与"内部殖民"压迫性话语的揭示与颠覆.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

话语转换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与传承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文本话语、精英话语、传统话语和说事话语等基本话语形态。近年来,受多重社会因素和多元文化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不断遭到冲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一是立足生活世界,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二是依靠社会主体,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三是把握时代精神,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换;四是融注情感要素,从说事话语向情感话语转换。通过话语转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软权力"、针对性和有效性。     

《暴风骤雨》:乡村革命的多维镜像

作为乡村革命的仿像,<暴风骤雨>的文本深层隐含着相互作用的多种意识形态因素,使文本在社会重构、"新人"的重塑、社会心理重组等层面呈现出复杂的话语形态.在革命话语统一叙事的和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多处叙述裂隙与深层悖论,赋予<暴风骤雨>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与丰富的历史和美学意义.     

编辑视野下另类话语的生存空间——"双百方针"前《人民文学》另类话语的文本意义

"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在保持其主流叙事的绝对权威地位的同时也兼容了另类思想话语的存在,体现在刊物中即是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文本与允许这些文本刊发的编者们不合时宜的文艺思想.从另类话语生存空间的文本呈示、编辑视野下另类话语的存在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时代镜像三个维度的分析来看,笔者从中发现:作者对作品干预现实的主观愿望,编者对作品审美多样化的渴望,读者对文本艺术的客观要求,构成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文学艺术的终端价值.     

谈被“大众叙事”所改写的主旋律影视剧

从常规叙事程式和文本风格来探讨当前主旋律影视剧"三元合一"的程度和影视文本中话语结构的构成,能揭示当前主旋律影视剧被"大众叙事"所改写的客观事实.     

论"五四"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沉沦》

郁达夫<沉沦>中的"身体叙事"在五四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这是为过去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可以从对文本内外所存在的三方面问题的分析得到揭示:第一,"灵肉冲突"的主题认定反映了作者和研究者们对主流话语认同的心态,而文本自身所展示的普遍的人性问题却被遮蔽.第二.身体叙事作为一种"私人叙事",其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作用是思想言论的直接影响无法替代的,但在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成熟的时期,它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和难以避免的尴尬.第三,"国家之爱"使得<沉沦>获得了更高的价值,但这种"国家之爱"却具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它由怨恨心理转换而来,而文本对个人欲望和国家话语的嫁接存在明显的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