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群体与都市公共性构建

学界迄今关于老年群体与公共性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公共体系的建立而展开的,强调老年人是公共性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凸显老年人生活的生存性和被动性,而本文则认为老年群体是公共性构建积极的"生产者",其所创生出的公共性主要包括:由社区老年群体"互助依赖"体系而生发的公共性、基于社区民主参与而产生的公共性、老年人的社区文体活动和社区生活所蕴涵的公共性、由老年志愿者活动而生发的公共性以及由老年人参与家庭服务而开出的公共性。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夸大,因为这既不符合事实,同时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综述

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涉及老年教徒的现状与特征，涵盖老年人宗教参与和宗教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信仰、宗教性、宗教参与对老年人健康、死亡率、抑郁、沮丧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的回顾与介绍，旨在为我国开展老年宗教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有助于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助推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部分中、高龄老年人仍参与劳作,且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孙代照料。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参与非农工作。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非农劳动和农业受雇;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 “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同时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     

近30年来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综述

近30年来,随着人们对老龄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老年人社会参与问题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内外社会学者以独特的学科视角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念、社会参与的内涵、理念基础、社会参与的本土化实践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社会参与作为产出性老龄化的精髓和核心、解决老年人有所"为"的重要途径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社区参与难易程度的主观判断会对参与意愿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参与愿望越来越高,二者呈现正向变化;年龄越低,参与的愿望越高;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意愿受社区、街道等组织集体活动的开展情况影响较大,表现出的对机构、组织的依赖性较强:社区居民之间熟络程度越高,则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越强烈.     

中外老年教育比较研究

文章从理论取向、基本模式、课程设置三个视角对中外老年教育发展差异进行比较,认为:应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作为未来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的理论取向;应整合社会资源,构筑多元化的老年教育模式,推动高等院校参与老年教育的发展、组织老年人自己的社团开展自助教育和分享教育;应不断拓展课程内容和形式,细分老年人的教育需求,增加准备教育、死亡教育、社会参与教育等课程,推动老年教育的专业化、科学化和系统化.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苏州老年教育的供需现状与发展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国家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现了最高层级的国家意志与发展定位，凸显了老龄社会治理的时代意义。在此背景下，老年教育的发展是践行积极老龄观，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提升老年人口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描摹苏州地区老年教育的供给与需求现状，阐述老年教育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提出发展策略，以期合理优化老年教育供给，激发老年人继续教育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国家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目标。     

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困境

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已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我国体制改革的渐进性质,在新体制下发育并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遭遇到许多障碍和阻力。具体地说,现阶段我国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陷入了五大困境,即,组织保障困境、制度安排困境、体制容纳困境、法律规范困境和文化认同困境。     

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文章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考察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显著降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损害更大。机制的探讨发现,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且不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也阻碍了线下社会参与。结论表明,数字鸿沟导致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要通过缩小老年人技术接入与利用的差异,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完善离不开公民的政策参与。公民的政策参与．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体系合法性基础；有利于促进公众监督及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存在以下困境：主体性困境、渠道性困境、信息性困境、组织性困境。对此，应提高公民自身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畅通及完善参与渠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     

累增还是累退?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增长混合模型和二元Probit面板回归模型分别讨论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形成、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基于“劳动—休闲”分析框架，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可分为劳动型、休闲型、均衡型和消极型四种，其中劳动型和消极型老年人人数较多。(2)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出现累增和累退两种趋势，但不同模式的变化情况有所差异。(3)从影响因素结果来看，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保障因素和区域因素均会影响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其中尤以性别、年龄、城乡类型、出行障碍、所属区域影响程度较高。(4)从异质性结果来看，城镇女性老年人选择累增的可能性比城镇男性老年人高出15.6%;而农村男性老年人选择累增的可能性比农村女性老年人高出13.8%;影响男性老年人参与累增的因素多于女性老年人；出行障碍仅对中高龄老年人参与累增有影响。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价值和问题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是指政府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方式。理性的公民参与对维护政策合法性、制约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补救官僚回应性缺失、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等具有重要价值。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作为一项集体行动,也会遭遇到参与非职业性以及参与成本、观念等困境。理性思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在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中国显得格外有意义。     

正义意蕴中的村民自治参与

针对我国现阶段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参与困境问题,从正义运思出发,力图通过对社会正义的实施、正义理念的外在和内在诉求、和谐有序的正义目标的梳理和认识,寻求解决村民自治参与困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促进和完善我国村民自治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参与的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理论是当代西方研究社区参与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区参与状况的特征是:居民社区参与的总体参与率低,分布不平衡;居民社区参与深度不够,形式单一,目标层次低,非政治性参与多,政治性参与少;社区参与机制运行的行政化严重。这些发展中的困境,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区现代化的进程。在社区参与理论的指导下,找到解决问题之路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课题和任务。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

基于陕西省西安、榆林、汉中三市养老机构老年人问卷调查,探索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能够满足居家社区难以实现的养老需求,人际关系质量良好,拥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但受到生活区域范围的约束,交往对象数量有限,活动参与意愿不足、参与行为欠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且活动参与是人际关系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从家庭、机构、政府、社会等多主体出发,通过发挥家庭基础支持作用、丰富养老机构适老活动、加大政府多渠道扶持力度、弘扬中华慈孝文化等多措并举,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提升。     

论反腐败的社会公众参与——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3条社会参与条款为缔约国推进社会参与确立了国际标准,但是,社会公众参与反腐与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特性、社会道德发展状况,乃至人际交往模式等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国目前由于腐败的结构化发展、市民社会不发达等原因,社会公众参与反腐还处于低水平状态,要走出社会参与反腐的困境,需要通过规范政治道德标准、提高民众政治参与信念、培育发达的市民社会、完善以救济机制为后盾的举报制度等措施来实现.     

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的方法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目标,指出教育干预是帮助老年人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和积极享受生活的有效途径.因此,构建符合老年人多元化社会参与和社会需要的教育机制,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有效策略,是推动老年教育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体现老年教育社会性、参与性的重要抓手.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范式的研究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理论,对公民参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梳理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和内涵,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和基础分析了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在社会资本缺失和负外部性下讨论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并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自我完善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路径选择。     

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困境与选择

当前我国老年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生理、心理、经济及社会生活问题。而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发展面临政策不完善,发展速度慢,发展水平低;文化中存在消极因素;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困境。对此,应更新服务理念,采取积极有效的社会政策;引导社会团体和商业机构介入老年社会工作的各个环节;培养专业化的服务队伍;转变服务方式,将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与现代的社区养老服务相结合;加强农村的老年社会工作,最终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出路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但开发利用严重不足。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会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同时也能满足个体生活、社会关系建构、个体价值实现、家庭和谐等多维需要。而现行退休年龄过早、再就业渠道不畅以及观念滞后，阻碍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为此，通过重塑观念、发挥老年人多维优势、构建分层管理机制、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制度、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老年教育体系等路径，以期实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优化，促进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