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与基歇尔的汉语研究

莱布尼茨对汉字的兴趣来自于对语言"根符"的追寻。莱布尼茨一生都认为可在人类语言的基础上创造"根符库",从而找到人类思维根符库。"语言根符"其实就是莱布尼茨哲学中的"单子"。因此,莱布尼茨研究汉字要解决的其实是哲学问题,即将人类包罗万象的概念缩减到几十个或几百个"根概念",用这些"根概念"不仅可以总结过往的所有概念,甚至还能预测或"生成"未来所有的新概念。莱布尼茨本人不通汉字,他的汉字知识,主要来自传教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位就是基歇尔。     

莱布尼茨语言哲学的理性主义实质及其历史地位研究

莱布尼茨,作为"西方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和集大成者",其认识论思想的独创性体现在他关于认识起源、认识途径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上,体现在他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上,表现在他关于"普遍字符"和"综合科学"的天才设想和"普遍代数学"的系统构建上。莱布尼茨的普遍代数学有着非常宏大而高尚的旨趣,意在"摧毁巴别之塔",谋取"人类普遍福利"。莱布尼茨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他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天才设想"即使今天还依然是一个大有开发价值的宝藏"。     

试论莱布尼茨的中西文化观

莱布尼茨是近代西方较早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且建树最多的一位大师。其中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由接触到深入比较研究并构建“中国学”的过程。其中西文化观的价值在于通过语言、文字、概念、范畴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得出人类思维具有同构性、中西文化具有互补性这一结论。他那站在世界文化高度和具有哲学穿透力的中西文化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在当今仍富指导意义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

莱布尼茨（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对中国文化极有兴趣并极为尊重，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对中国《易图》符号的二进制解释与他对汉字优点的高度赞赏和独到评价，笔者认为是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发现，具有颇为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前者对易学研究开拓了新天地，后者对国内外学者加深对汉字的真正认识，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阿德隆与德国汉语研究肇始

德国的第一渡中国文化热潮以歌德、席勒和莱布尼茨等大师为代表,中国文字和文化赢得了他们的高度评价.但到18世纪,"礼仪之争"中教皇与乾隆皇帝的政治角力导致乾隆的"禁教令"(1746),中欧文化开始数百年激烈对峙,中国随之开始闭关锁国,文明发达进程逐渐落后欧洲,欧洲中国文化热潮迅速冷却.直到21世纪,除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名垂青史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之外,德国学术界对汉语和汉字的深入研究并不多,就连黑格尔、索绪尔这样的学界领袖也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汉语.认定汉字大大落后于西方文字,并造成中国人思维中的概念混乱.在这种背景下,阿德隆作为继莱布尼茨之后第一个真正从科学角度研究汉语的主流语言学家,在中德语言学交流史框架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他得出的结论与莱布尼茨大相径庭.     

莱布尼茨论中国思想

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说,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阐释展示了不同历史传统与语境下的两种思想具有交流对话的一致基础。莱布尼茨在其中西文化交流观的基础上,利用西方哲学史、基督教发展史及其个人思想,对中国思想中的＂理＂、＂气＂、＂太极＂等基本概念的阐释,是为了证明中国思想与基督教具有相容性,从而为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朱熹:作为政治家的评价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孔、孟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新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从十四世纪开始成为统治思想后,影响越出了国境,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西方学者喜欢把他的哲学思想与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圣·托马斯相比拟。然而,此公在当代中国却是颇为时运不济的。某些论者不仅对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都横加非议,多所责难。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朱熹的生平,就会对这种倾向感到疑窦丛生。     

宇宙之镜：莱布尼茨与跨文化诠释学

本文从莱布尼茨在近代诠释学或解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影响开始,试图说明他在跨文化诠释学理论基础方面和跨文化诠释学亲身实践方面的贡献,认为他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经典意义,卸典范意义.本文讨论了三点:第一,莱布尼茨的普遍和谐理论是否对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说明.从而对于跨文化诠释学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论证.第二,简要讨论了莱布尼茨在"关于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观念的讨论"中的基础思路,看他如何在相异的文化中看到自己的文化.和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相异的文化,从而否定存在着纯粹文化和纯粹文化传统.第三,从莱布尼茨及其时代谈论不同文化的习惯方式,提出关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或者"中国文化"这类说法是否存在着问题,是否和如何可能会导致误解.本文的主要意图是突出探讨跨文化诠释学的基础理念与方法的重要性.     

从语言思想看“中国品牌”语言学建设

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语言思想。文化差异性及社会、历史特殊性是不能被西方文化的主流语言思想所取代的。任何形式的思想，在各种类型的思维中，尤其在不同的语言理论模式中总是无处不在的。所谓“中国品牌”之语言研究理论只能以华夏文明所特有的语言观为出发点，充分认识中西语言思想的文化差异，把语言研究扎扎实实地建立在掌握材料、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同时加强理论思考。     

洛克与莱布尼茨关于语词任意性的争论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以及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就语言任意性问题提出了相对立的观点。双方都赞同语词是观念的符号，语词的意义在于其所指示的观念;但洛克认为语词与观念的结合是任意的，莱布尼茨则主张这种结合有一定理由可寻。本文首先分别阐述两人的论点，然后分析双方各自立论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梳理相关争论在历史上的脉络，澄清不同学者在术语、思路等方面的相似与差异，最终尝试提出洛克和莱布尼茨论证中的共同问题，以及对此类问题解答的建设性意见。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建构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根基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传统思想体现的是社会、实用、经验(体证)三位一体的实践思维方式;西方传统思想(哲学)体现的则是一种本体(实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理性思维方式。本文从中西不同的知识观、语言观及语言结构三方面对中西思维方式作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因建构。     

论汉字结构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文明

中国的汉字是一种与西方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符号文字系统，由于它是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独特的结构方式来表义的，因此，在汉字的结构中，不仅蕴涵了华夏民族丰富的人文精神，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从中国汉字结构所反映的写实主义精神、人本位精神、社会发展与进步、人类精神生活四个方面，对中国汉字这种独特的结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以说明其在文化、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论汉语之文化通观

语言是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语言的研究应该为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研究提供真实而深刻的“镜象”。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对语言学抱有期望。在以往的汉语研究中,对汉语的历时和共时形态所反映的汉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特征的揭示往往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肤浅的。当我们把语言看作一种文化镜象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汉语研究中有着大片亟待耕耘的领域。领域之一,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历史的镜象。从汉字可以观照汉民族思维的特点。汉字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意象性。汉字造字之     

论谢幼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理解与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等,而对谢幼伟的思想学术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西方学理的介绍与输入,对西方治学方法的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阐发,尤其对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的转换方面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谢幼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四个特征:以唯心论为主要思潮;反躬实践;宗教式的态度;以直觉作为方法论。他还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放弃了二元论而采用一元论的思维模式,主张天人合一、心物同源;倾向于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注重历史和时间概念的分析。     

庄周与柏拉图美学思想比较三题

在人类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的庄周和古希腊的柏拉图象象双子星座一样闪耀着经久不息的光辉。任何对东西方美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们对美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他们的思想深刻反映了东西方人的观念、思维方式、美学思想等方面的特色,有趣的是这两位对人类美学思想发展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却不约而同地以反艺术的面目出现。本文通过对庄周与柏拉图美学思想的比较、分析,认识庄周与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各自特色。     

莱布尼茨、朱熹与有机论哲学——对李约瑟相关思想的分析与回应

面对西方主流学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李约瑟毅然提出,朱熹理学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播而激发了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进而影响到以马克思、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有机论世界观。尽管这一设想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莱布尼茨思想的理解和历史考证等),但李约瑟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古典自然观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哲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契合,这无疑对我们反思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具有重大启发。     

中西方语言哲学对比分析及其启示

通过对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观和西方语言哲学思想梳理和分析,文章认为中西方不同的语言哲学观在各自的思维方式能得到反映:汉民族重悟性、重整体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观经验等,而西方人则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论证,重形式完备等;在各自语言上也得到反映:汉语为语义性,语法是隐性和柔性,英语为形态性,语法是显性和刚性。对比分析有利于揭示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及其成因,为语言教学和研究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供有力理论依据。     

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的匠心之作——评江畅新著《自主与和谐》

江畅新著《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最近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也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专著。作者在书中匠心独运,苦心挖掘,不仅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在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中,对其历史地位、理论得失及价值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而且从中揭示了个体与整体关系这一问题对当代哲学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形上之维:王蒙诗学话语的本体论意味

20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启示下,中国当代诗学以"怎么写"的形式本体论视阈,将语言的生成与转换推向了诗学研究的核心位置,深入推动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当代转型和意义建构。兼有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多重角色和中国当代诗学主角身份的王蒙,立足"汉字性、书写性、文言性价值取向"的汉字本位和汉字多样精神文化生态基础,提出了文字的本源性,语言的神性、超验性和先验性和语言先于人生经验并限定人的思维等语言哲学神学诸多观念,并深刻阐释了字本位与音本位、汉字和拼音文字在抑制与宽容方言文化、思维方式及现代化等诗学语言内涵,对诗学语言作出了形上思考,确立并建构了诗学语言本体论立场和话语形态,从而深化拓展了当代中国诗学语言本体论研究,为在新世纪重建中国诗学提供了独到视角。     

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莱布尼茨史学研究回顾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闻名于世的启蒙哲学家，他在史学领域同样取得了不能说是如何斐然却又实在是难以忽略的成就。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在莱布尼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要而言之，史学与哲学关系问题、历史主义的方法、大局看小局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的目的与功能四方面乃欧美学界论述莱布尼茨史学的重心。回顾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的研究，既能承接国外学界对莱布尼茨史学研究的成果，也可审视既有研究的不足，以期推动国内的莱布尼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