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诗潮与“第三代”诗——新时期十年诗歌研究之一

五十多年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新诗归纳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三大流派。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诗歌的发展,如果从诗歌潮流方面着眼,亦可“强立名目”分为传统诗潮、新诗潮和现代主义诗潮三大诗潮。三者的交相起伏构成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蔚为壮观的诗坛风貌和基本格局,所体现出的总体趋向则是新诗的现代化。     

论新诗潮

该文对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程重新进行总体性的审视，指出诗在中国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兆，超负荷地拥有和承担艺术以外的职能。1979年兴起的新诗潮和以后出现的后新诗潮，其基本情绪是沉郁、感伤，体现了古老的群体意识和陌生的个体意识的最佳结合，艺术形式产生变化，但诗质却没有或甚少变化。新诗潮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先导，其价值在于以自身的完成为革命诗歌运动画了一个句号，又以自身的试探为第二次诗意革命画了一个冒号。新诗潮对生命内在世界的发现，不但为后新思潮提供一片崭新的大陆，而且也使中国新诗在冲决“民族性”的羁束之后进入世界现代诗的总格局。     

评《新诗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1951年11月5日,纪弦等人创办的《新诗周刊》借《自立晚报》副刊版面出版。这是当代台湾第一份面向全岛的新诗园地,率先为中国新诗在宝岛开创新局面。它的创刊带动了50年代台湾诗坛的活跃,其近二百名作者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发掘了一些有才华的新进诗人。它通过译诗、译著介绍世界新诗潮,其中许多作者成为后来“现代派”运动的中坚,它催生了现代诗运动的展开。它继承了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并延续于后世。它重视提携本土诗人,使两岸新诗精神得以汇流。     

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九叶诗派倡导“新诗戏剧化”的诗学渊源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以显著而突出的地位来张扬“新诗戏剧化”,既有反拨诗坛“说教”“感伤”颓风的现实用意,又有总结新诗历史经验的理论自觉。既是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潮的一种感应,又是开拓中国现代派表现路子的一种创造。在这样一个时空座标上,九叶诗派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新诗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的移位定点,实现了“戏剧化”诗学与诗艺的双重建构。     

二十年沧桑再看“朦胧诗”

文学艺术的各领域都在回顾和总结中寻求新的发展。而当代诗歌的回顾，则无法回避２０年前的那场新诗创作和论争的热潮。这就是“朦胧诗”。许多评论者都会踌躇于“朦胧诗”这一名称的取舍。它得名于章明的“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①。而其后的一些评论者，又采用了“新诗潮”这样的说法，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评论者那里是不尽相同的。谢冕和李黎的“新诗潮”②显然包括了“朦胧诗”及其以后更新的诗人群，而朱寨、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③中是“新诗潮”与“朦胧诗”并举，指的是朦胧诗后的“后朦胧”或“第三代人…     

中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

西方现代主义的源头及重要流派象征主义,五四前后登陆中国就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发展生了深远的影 响。从李金发的象征诗歌开始,象征主义逐渐为中国新诗坛所接纳,并被探索中的中国诗人“为我所用”成就了中 国史上的“现代派”“九叶诗派”。从20年代到30年代40年代,在中国新诗中涌动着一条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 行发展的象征主义诗潮。     

赤裸的自然之子:芒克其人其诗

20世纪70、80年代,是我国新诗潮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文革"地下诗歌团体流变的重要时期."白洋淀诗群"与"朦胧诗派"相继而起,诗人芒克作为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明证了中国地下诗歌由地下逐渐向公开转变的过程.芒克个人的诗歌创作和生活际遇,对"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派"这两个诗歌团体的承续和发展,起着中枢桥梁的关键作用,乃至于关照整个地下诗歌和朦胧诗群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月派与余光中诗歌创作关系摭谈

新月派和余光中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余光中是在“新月”的光照中登上诗坛的.余光中接受了新月派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强调自由、人性在文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来建构文学理论,规范文学创作;余光中还接受了新月派所倡导的“理性”文学精神,并从创作主体和接受客体两个角度对之加以发展完善,以此在主客体的距离中找到更富有蕴藉与内涵的诗美;面对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创作主张,余光中提出了“形式第二义”的见解,这是在闻一多“三美”诗观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发展,而这些理论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新月派由于过分重视格律而带来的束缚思想与诗体僵化的现实困境,从而在新诗诗体方面完成了对新月派的超越.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论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派诗的审美特质

<正> 台湾的新诗,发展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纵观其历程,从其审美意识、审美趣味的倾向性上看,大体可划分为五个阶段:一、自20年代新文学运动起至国民党逃至台湾前的雏型阶段,特点是,传统的“言志载道”白话诗倾向与前卫性新诗实验的初步结合;二、自国民党49年占据台湾后至50年代中期的“反共八股诗”阶段,特点是,强化诗的政治意识,淡化诗的审美意识;三、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现代派诗盛行阶段,特点是,追求诗的纯粹美学上的价值,倾向于诗的内在美的艺术探索;四、自     

谈新世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写作的几种倾向

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先锋诗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新诗在变革中不断前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写作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变化,出现了多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事件。本文借助对于＂先锋＂的定义,从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及其包含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进行分析,去探索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对他们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同时也对伪先锋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在对十年诗歌史进行总体性的发掘、批判与反思中,更加客观地看待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现状,总结这十年诗歌史中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去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可能的前进方向。     

论新诗艺术的历史规定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新诗的历史规定性决定了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发展方向.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使新诗成为创新的艺术;新文学运动的美学精神,使新诗成为求实的艺术.这种具有时代性的约束机制,导致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理性引导感性,内容决定形式,富于崇高感.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台湾新诗发展的双轨运行现象

本文依据诗歌自身的演变发展规律,把台湾新诗的发展过程分为萌发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同时揭示了现代诗质与传统的民族诗质这双轨在不同阶段中的运行轨迹。并进一步论述了构成台湾新诗发展这种双轨运行现象的原因:外在因素(即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的开放性与内在因素(即自身演变发展规律)的继承性。     

“老马”精神与“生活抒情诗”——臧克家诗集《烙印》研究

臧克家的诗集《烙印》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存在。在内容上,它立足于平民中间,以贴近生活的现实精神、坚忍抗争的生命态度真实地写出了那个年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它以谨严和凝练的艺术特质,克服早期平民化诗歌的弊病,形成了一种坚实质朴的诗风。正是这些特质,使《烙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并最终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百年新诗三种准定型诗体的流变

尽管百年新诗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新诗的诗体建设生态恶劣,自由化、散文化的自由诗势力过分强大,导致定型诗体及准定型诗体建设艰难。尽管新诗初期就粗略地建设起现代格律诗、长诗和小诗三种准定型诗体,以后也时时有人进行建设,却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诗体不得不以起伏不定的曲折方式生存,其文体的稳定性时时受到破坏,它们作为准定型诗体的价值和诗体规范也总是受到怀疑。三种准定型诗体都出现诗体解放的现象。现在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好好建设这三种诗体,特别是加强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现代格律诗的诗体建设重点应该在诗形上而不是在诗律上。     

台湾新世代诗歌与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20世纪,台湾诗坛经过50至6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洗礼,70年代开始转型,书写"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成为主潮.台湾新世代诗人感应时代变化,创办诗社,出版诗刊,发表宣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说"葡萄园"和"笠"诗社奠定了当代台湾现实主义诗歌的基础,那么"龙族"、"主流"、"大地"、"草根"、"诗潮"和"阳光小集"等新世代诗社则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推向发展与成熟,并预示着新世代诗人将在80年代成为台湾诗坛的主体力量.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     

现代诗词研究与“新国学” ——兼论《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之钱锺书部分

现代诗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大抵有个案研究史料、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三重身份";有关现代诗词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萌芽、自觉、发展等三个时期;研究者一为专职现代文学研究者,二为诗词刊物、团体的组织和参与者,三为新兴的传统诗词爱好者;研究成果颇丰,富于学术含量的也不少,如刘士林的《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文本误读";现代诗词的研究如要有长足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史料基础、完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