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5-2009年间高管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引入了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不同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外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有正向影响,对战略连续性有负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外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内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影响不显著,对战略连续性有正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内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另外,高管团队重组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战略连续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多元化战略、高管持股分布设计与公司治理

多元化战略实施过程中高管持股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其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企业战略收益的实现,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分析高管持股利益趋同效应对多元化战略成功实施的积极意义以及公司治理强弱对高管持股效应的影响.对沪深两市2005年67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高高管持股激励强度能有效改善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效果,但高管持股分布设计差异影响利益趋同效应的发挥.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可以有效地避免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御效应.企业应该从高管持股分布设计和公司治理等多个维度同步建设入手,为多元化战略的成功实施创造条件.     

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视角,通过对民营高科技企业315名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探索了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战略变革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跨界搜索在战略变革前瞻性和动态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跨界搜索正向调节了动态能力在战略变革前瞻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跨界流动：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跨界流动使得高管职业路径呈现多变性,有助于提升高管个人特质和职业胜任力,实现高管个人目标和职业成功,然而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组织创新有何影响,目前尚未明晰。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手工收集的高管职业跨界轨迹数据,区分了高管多变职业路径的“多变挑战型”和“多变平稳型”两种类型,研究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与专一传统型职业路径相比,高管多变职业路径更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其中高管多变挑战型和多变平稳型职业路径与企业创新投入均存在正向关系。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企业的国有属性会削弱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尤其是“多变挑战型”职业路径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冒险精神与创业精神在高管多变职业路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为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也为引导企业从职业发展角度培养创新型企业家及其创新特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与公司绩效间的作用关系路径。研究发现,高管年薪报酬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正向作用显著,高管持股报酬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正向作用不显著;在激励契约完备与不完备的前提下,不同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公司绩效之间作用路径及其显著水平不同,战略并购重组的中介作用及公司规模与公司性质调节作用也不相同。研究结果为为中国企业选择高管报酬激励方式、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实证支持。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实物期权视角下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的成长价值

利用实物期权理论,利用867个民营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先天"出生"和后天"红顶"这2种政治关联形式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其中,前者指民营企业家和高管是否拥有政府工作经历,后者指是否拥有人大政协的政治身份。实证结果发现,政府经历型关联提高了企业增长期权价值,但是政治身份型关联却降低了企业增长期权价值。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并非必定带来绝对收益,而是具有"得到与付出"双重效应。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的战略意图逐渐向市场化倾斜。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     

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7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两方面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与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在计量高管持股比例时包括了高管人员通过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股权。本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导致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在8%—25%之间,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守效应占主导,而小于8%或大于25%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研究结论对以激励为主要目的或以股权结构优化为主要目的的高管持股方案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在高管股权激励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且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能够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的曲线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根据产权对样本进行分组划分,检验了组间主效应影响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仅在国有高技术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负向阻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在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中起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后悔理论的属性趋同效应机理研究

情境效应的机理研究揭示了情境效应是一个多因素驱动的过程,属性趋同效应作为一种新发现的情境效应形式,其内在机理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从情绪角度揭示了预期后悔对属性趋同效应影响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属性同异对消费者预期后悔的显著影响,验证了属性趋同产品的数量对消费者选择属性趋异产品的预期后悔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验证了感知风险和信息处理模式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油气资源开发对西部区域经济拉动效应的比较研究——基于陕西、四川、青海和新疆4省区的研究

西部区域是我国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富集的油气资源却没有推动西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居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如何将丰富的油气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选择了西部区域油气储量最丰富的省区——陕西、四川、青海及新疆作为样本地区,通过对这4个省区油气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拉动效应的比较,找出了西部区域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与当地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所在,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改进西部区域油气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完善油气资源开发产业链条以规避"资源诅咒"困境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利用1998～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R&D投入的影响明显,且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及引致R&D投入带来的生产率间接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带来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但由于规制成本较高,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部分被成本效应所抵消.研究同时发现,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能否带来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与规制措施和工具选择密切相关.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拥有至少两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1)、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2)和没有住房的租房家庭(代表性家庭3)3类,微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会拉动代表性家庭1和代表性家庭2的消费增长;当代表性家庭3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住房价格上涨对其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当代表性家庭3没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其消费随着住房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住房价格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与家庭当前消费水平、住房价格、居住面积、消费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利率等因素有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对代表性家庭1、代表性家庭2和代表性家庭3这3类家庭的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对无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仅有一套住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小;从地域来看,房价上涨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为了加强内部监管，规避大股东内部控制导致的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独立董事制度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绩效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近年来以独立董事制度取代原有公司监察人和监事会制度所积极深入剖析的主要课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        政策的推行依赖社会制度和法制环境，海峡两岸面临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处于不同法制和金融环境。从推行独立董事这一政策视角入手，选取2002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965家上市公司和2002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1 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就海峡两岸间的差异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①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在海峡两岸均会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但台湾地区受政策影响的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明显；海峡两岸在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监管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大陆虚设独立董事的现象影响了其企业绩效的提升。②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是否符合证监会规定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制度推行后，独立董事比例低于国家法规强制设置比例的上市公司，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会对其资产报酬率有提升作用。        董事会独立性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推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海峡两岸间的对比为英美公司治理制度全盘移植于新兴市场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对支持法规强制设置独立董事政策有积极支持作用，海峡两岸公司治理制度在双轨制与委员会制度并存之际，此研究对许多尚未探讨的制度性选择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权证发行上市与到期效应实证研究

根据中国证券市场已上市的权证及其标的股票的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中的市场模型进行分析,实证检验了权证的发行上市和到期对标的股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权证上市公告日之前,由于套期保值效应、价格操纵效应和信息效应等原因,认购和认沽权证的标的股票都有正的非正常收益率;在权证上市公告日当天有非常显著的负的非正常收益率;而上市公告日后,认购权证的标的股票有弱负的价格效应,认沽权证的标的股票则有正的价格效应.权证到期时,对于标的股票价格的影响甚微.     

间接经济效益的波及效应和摄动效应分析

直接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益传递系数两个变量的变动都会引起国民经济间接经济效益总 量的变动, 前者称为波及效应, 后者称为摄动效应. 本文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并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 分析了1987- 1997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的波及效应和摄动效 应. 提出了一种波及效应定位图的方法, 对各部门的波及效应进行了分类. 分析发现: 在10 年 中的不同时期, 促进国民经济间接经济效益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 在前期是摄动效 应, 在中期是波及效应, 在后期是摄动效应和波及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间接经济效益的波及效应和摄动效应分析

通过对经济系统中经济对象博弈行为的分析, 提出用基于多智能体的整体建模仿真方法 对经济中的多人混合博弈问题进行仿真分析, 利用sw arm 仿真软件平台生成博弈模型— GAM E, 并对模型进行了描述和定义, 最后基于模型的仿真结果研究分析了博弈对象的数量、 博弈半径和博弈规则对博弈结果的影响.     

溢出效应、质量效应与折现效应对新产品导入时间的影响

本文在分析品牌延伸三大效应的基础上,结合基于不确定市场环境的R&D模型,证明和解释了延伸产品的最佳导入时间与新品牌产品的最佳导入时间之间的关系.     

控股股东代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分析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中代理问题的核心,而且也有相关文献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但精确的定量理论分析仍较为缺乏.本文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理论研究了控股股东代理对企业投资政策选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企业价值增加,证明了控股股东存在正向的激励效应;随着控殷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加大.企业价值迅速降低,投资提前,该结论证明了控股股东具有负的侵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