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农民异质化及其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主权大大提高,日益频繁地流动于城乡之间,这不仅加速了农村社区的解体,而且为城乡二元、地域分割的封闭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保障农民流动合法权益,使其公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与公共服务,针对农民流动性特点,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进在乡农民安居乐业、在城农民融入当地、流动农民享受异地可衔接服务。     

徽州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以绩溪宅坦村为例

乡村治理的状况如何关乎转型期农民问题的解决。文章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考察了该村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特点,认为它由于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我国的乡村治理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是目前“三农”领域的关注焦点。已有的研究中,多从政策理论层面宏观分析两种战略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有序衔接。该研究从基层实践入手,以陕西省蒲城县D村为案例,探寻其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实践逻辑,研究D村在实现二者有效融合过程中的衔接机制。研究发现:从实践逻辑上看,脱贫攻坚补齐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乡村振兴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在这一互涵式实践逻辑的指引下,D村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升级机制为核心、主体培育机制为关键、有效治理机制为基础、组织统筹机制为保障的衔接机制。最后提出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即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扶贫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

本文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适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文章从近代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历史视角梳理了乡村治理的转变和规律,提出经过长期传统的农业耕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小农家庭经营发展到极端贫困状况;为了实现军事化强国的百年夙愿,乡村集体承载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当前仍应从"资金反哺三农"和"提升粮价补贴"两个角度出发继续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     

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治理,应该从梳理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立足于这一认识,从民间制度文化入手,探寻了古徽州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民间组织、礼法兼治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内涵价值,并从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民间社会潜能;以农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礼法并用,提高对乡村的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州民间制度文化的现实意义。     

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研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对乡村治理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个崭新课题。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于乡村社会,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使其成为新兴的、重要的治理主体,逐步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章基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从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来探讨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个体化视角下农民身份变迁的路径及未来

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激烈变迁,其中个体化是现代社会呈现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个体化的影响下,农民从传统社会"先赋性"身份脱域以后,逐步经历了集体主义时期集体化身份建构及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化身份建构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在个体化社会,农民现代公民身份的塑造是农民身份整合的有效路径。     

以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创新

对外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打破传统观念,指明改革方向,为转变中国经济模式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推动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同时,对外开放推动农村工业崛起,打破“城乡二元” 模式,促使中国走向全面工业化道路;促使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出口导向”模式,推动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实践。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当代乡村建设模式构建

乡村建设不仅依赖国家资源下乡,而且需要有效的宅基地制度供给。围绕乡村建设的宅基地制度基础,形成了开禁宅基地流转和强化公共治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实践看,在用地规模和边界确定的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新布局,涉及村庄规划及其有效执行,面临基层宅基地管理困境,适用于公共治理路径。可行的破解之道是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激活县乡村治理,从产权再造、二元共治和制度规约三个方面切入,形成有效的宅基地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基层村庄的乡村建设目前取得积极效果,基本形成“规划先行、村社主体、资源下乡”的乡村建设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乡村建设目标。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村庄公共性建设

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建设是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村庄公共性由改革开放前的理想化向改革开放后的理性回归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传统退现代进以及公共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困境,亟待在协同治村、合力并进中实现真正的蜕变。强化村庄公共性对培育时代新农民的耦合和递进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靠农业农村无望的难关;强化其对和谐村庄建设的协调和联动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理念下的乡村振兴伟业。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演进与思考

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教育政策水平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变迁是党对变化中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环境所作反应的不断调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政策缺位及管理"真空"现象依然存在,有必要在考察原有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基础之上作出前瞻性思考。     

县乡基层政权整体协同性改革思维的学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乡镇改革的成效不彰,源于改革思维和方式的"贫困"。实践证明,乡镇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在乡镇之外,单纯依靠层层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乡镇改革,根本无法解决乡镇自身的问题和乡村治理的乱象。乡镇改革应从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高度出发,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思维,将乡镇和县政视为一个子系统,县乡基层政权视为一个大系统,统筹谋划农业综合改革。最终使乡镇政权成为一个领导有力、治理有方、责权利一体的高效率的组织结构,并藉此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制度性关联的消解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体制发生了变革,税费改革前由较为完备的基层组织形成的村民之间较为重要的制度性的社会关联被消解,不仅造成乡村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疏离,还同时造成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疏离,农民游离于乡村组织之外,成为分散的小农。评估制度性关联的消解所带来的乡村生活的分散化和冷漠化,是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重建乡村社会的前提。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着力化解“三农”难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率先启动并由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体制改革。但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呈扩大的趋势。究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还没有根本上改变,城乡差别的制度与体制基础依然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因此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上升到化解“三农”难题的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