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作者、作品、读者： 18世纪欧洲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

文学公共领域是解读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有益视角。启蒙运动一方面是对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理想社会公共性的期待。启蒙运动的这两个核心要素分别融入到18世纪作者文本创作、作品流通、读者阅读的实践之中。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的互动主导了由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参与的实践话语，它们的语言交往行为是公众舆论发展及公共领域形成的依托。作者—作品之间的文本生产关系、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批评关系，这两者的互动成就了公众舆论实践话语，在这种语言交往行为中，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形成。文学公共领域借助文学作品，即以美学形式呈现的语言交往行为实践，推动民众在表达个人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凝练共识，成就社会公共性，实现政治变革。     

接受美学:作品本体的毁灭

接受美学这一名称本身已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理论流派的根本特点:研究接受。 既然是对文学的接受,就必然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既然是关于文学接受的理论,接受美学的基本出发点与探讨对象就必然是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这种关系自文学诞生以来一直存在。文学作品除了与作者发生直接关系外,便只与读者保持这样的关系。有趣的是,某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通常只有一个,但它的读者却成千上万;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只可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但它的读者却是永恒的,包括作品出现以后的所有历史     

“诗性正义”理论观照下的网络文学和公共生活

网络文学在其独特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中以开放取代封闭、以大众取代精英，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一方面不断重塑当代文学话语既有的“文学性”，形成文学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另一方面自主性的失落、娱乐至上论、价值数字化等往往使其陷入“文学性”和“公共性”双重失落、错位、悖论。“诗性正义”理论通过强调文学想象和情感认知、提倡批判性文学对话、开启文学—伦理学探索以介入公共生活，重新激活文学的公共性，无疑有益于助推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文学公共话语实践：网络文学特有的交互式接受机制和阅读体验为实现“诗性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载体和通路；“诗性正义”赋予网络文学超越虚拟空间的现实意义和伦理价值，使文学读者在与文本、作者与其他读者的平等交流中进行道德反思，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参与公共生活。总之，作为经验现象的网络文学与“诗性正义”理论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网络文学交互式阅读体验为“诗性正义”公共话语实践带来经验参照；“诗性正义”也对网络文学发挥其潜在的公共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规范作用。     

接受美学方法论之浅析

接受美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方法论，发现了读者的重要性，恢复了文学从。“作者——作品——读者”的完整过程·接受美学者认为：首先，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作者——作品、作品——读者两个环节，即创作与接受两个阶段。其次，接受过程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动的推动文学创作的过程，读者也是创作主体。再次，文学接受分为社会接受和个人接受，社会接受是个人接受的前提和基础。最后，文学的接受既受作品的制约，又受读者的制约。     

美学四态(三):超越论美学

根据维特根斯坦“语义即用法”理论,作者认为,“美学”一词有四种用法,这四　种用法也就是美学的四种形态：美丽论美学,统一论美学,超越论美学,张力论美学。本文　首先论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后实践美学”对实践论美学的超越,指出实践论美学被超越　的最重要的理由,实践论美学所受到的最严厉的指控,是它的理性主义。然后论述了西方美　学史上,叔本华对黑格尔,尼采对叔本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超越之旅”。最后指出,超　越论美学之“超越”,本质上是另一种“统一”,是感性统一理性,是感性淹没、覆盖、吞并理性。     

黑暗之外——解读《奥多芙的神秘》中的“崇高”

哥特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青睐,人们抛弃哥特等于恐怖的固有理念,认为哥特小说的体裁、关学特点、性别意识等都具有研究价值。文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奥多芙的神秘》中的美学话语“崇高”,从而发现作品中的“崇高”其实是不平等权利结构的体现,进而看出作者借小说向男权社会的话语提出的质疑。     

读者批评空间与现代派文学——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读者研究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生成是在读者、编者、作者三者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施蛰存平民化的编辑理念形成了《现代》杂志的读者批评空间。这个独立平等的读者空间养成了读者的文化认同，并挑战着作者和编者的权威。在与编者、作者的交流中，读者参与了现代派文学的话语建构。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文学符号的蕴藉

文学总是以话语蕴藉的形态而存在,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只能通过这种话语蕴藉而参与到文学活动中。符号学理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语言,美学功能不以传达了什么为中心,而以如何传达为中心。笔者拟从传达美学的角度分析文学符号的蕴藉。     

象征王国的构建与幻灭──试论穆木天前期的美学思想

本文论述了穆木天前期美学思想的特质，即“写实的象征主义”美学体系中种种深刻的矛盾统—关系．“纯粹诗歌”理论是其美学核心；“交响”论、“暗示能”是其艺术表现；“写实”论是其哲学渊源．     

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乔依斯的多媒体艺术世界──阐释乔依斯的美学思想及其作品

本文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乔依斯作品的研究分析，认为乔依斯的美学思想和作品具有独特的内涵：１．美学思想除了“作家升华说”外，还包含“完整、和谐与光彩”、“不相容透视”及“顿悟说”等因素；２．创新的多媒体艺术手法，主要包括“内心独白”、“神话方法”、“电影手法”、“主导动机”和表现主义戏剧手法等；３．其作品语言是揭示自我、呈现人物意识等多层次需要的隐喻性语言；４．乔依斯小说呈现了评论化及其作者博学化的倾向。     

“超越解脱”文学的美学特征

“超越解脱”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类型，不仅在文化底蕴、主题构成、表现形式等方面自成体系，其美学特征也极为明显。本文认为“超越解脱”文学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情韵──创作主体的生命律动与自然律动的吻合；风格──由言志载道转向描山画水、抒写生命的自然性情，从而在作品中表现为飘逸洒脱、超然脱俗的精神风范；境界──即进到虚静清远、冲淡自然的境界。     

唐代“意境”论所蕴含的文学接受思想

通过对唐代殷的“兴象”说、皎然的“诗境”说和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诸说的考察和分析阐明 :唐代提出的“意境”论从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积极参与的艺术空间 ,它既不是单纯的“作者本体论” ,也不是单纯的“文本本体论” ,意境本体实际上还有读者的参与 ,换句话就是说 ,意境本体是由作者、作品和读者共同构成的。因此 ,唐代理论家提出的“意境”论实际上是一个标志读者的文学接受进入文学本体的审美范畴 ,这也就是唐代“意境”论所包含的接受美学意蕴之所在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     

形式论再批判：苏珊·桑塔格的风格论

传统美学里的“形式”范畴容易让人产生外在物质性隐喻的概念，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如衣服之于人，并非如肉体之于灵魂那样不可分。桑塔格使用“风格”一词来替代形式，以此来改造传统批评话语，体现其批评智慧与美学思想。风格是文本的总体表现力，作为总体性的美学范畴，它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的传统对立。     

游戏与自由：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早期话语

中国文学中现代主义观念的出现是从晚清文学游戏观的出现开始的。这也是梁启超文学“新民说”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它与西方康德、尼采等现代主义美学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在其演变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早期现代主义文论的话语表达，并最终体现为王国维的“无用之用”文学观的诞生。     

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

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是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本文认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种学术范式的跳跃与转型，旨在向文学“普遍的文化价值层面”迅速推进，以提高比较文学研究的科学品位，因此，当国际学术界普遍将９０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认定为“文化研究”时，中国比较文学界突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功能无疑是对国际学术潮流的一种积极应答，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双向融摄的显性话语     

作为表象的生存寓言——重评新写实思潮兼及90年代现实主义的命运

一、“新写实”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认识论基础完全不同，它不是反映论与阶级论，而是现象学；二、“新写实”是先锋写作思潮在特定情境下的变体，是观念变异与现实框定之间的互为妥协；三、新写实的内在精神受到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启示，并且有意通过对生存意义的空缺达到存在追问与诘疑的目的；四、９０年代“现实主义的复兴”不是新写实的延展，它是先锋艺术精神式微的一个标志，相比新写实，它更由于缺少内在的巨大美学支撑而迅速陷于寂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