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语义结构视阈下的英汉语篇对比研究

本文以Halliday提出的逻辑语义关系理论为依据，通过对数篇英汉样本语篇的组构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发掘英汉语篇潜在的逻辑语义结构特征，归纳英汉语篇逻辑语义结构模式的差异。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英汉语篇逻辑语义结构存在异同：英汉语篇是语义上的统一体。英语语篇偏向于更多地使用形式词语来体现语义关系，而汉语语篇则相对地偏向于依赖语义的逻辑联系。     

传统汉语词汇语义研究之系统观

汉语词汇语义研究以西方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为界,分为传统汉语词汇语义研究期和现代汉语词汇语义研究期。传统研究把汉语词汇语义看做一个有机整体,找到了＂义类＂和＂义核＂这两条主线,并不断探索用这两条主线联系整个汉语词汇语义系统。这种动态有机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的基本方法相契合。     

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研究方法论

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研究囿于结构语义的封闭系统观,对语言系统的结构、词汇系统的要素认识不清,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缺陷。使用成熟的系统理论方法,把握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特性,继承传统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系统理念,吸纳西方词汇语义研究的特长,贯通古今,是理清整个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的脉络、结构、层次的重要途径。     

汉语句法语义研究述评

意义和形式的关系是语言学的根本问题。汉语有重视语义的传统,《马氏文通》和《中国文法要略》即有相当高度的语义研究,但缺乏理论自觉。经过回避意义的结构主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界展开了广泛而自觉的语义研究,从而加深并拓展了句法结构研究,这使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情景反讽的互文理论研究——以《德伯家的苔丝》和《法国中尉的女人》为例

本文在互文理论的框架内研究具有"阶段互文性(staged-intertextuality)"的情景反讽.我们通过案例发现,前文本通过互文手法使文本的语境产生压力,语义发生了扭曲,呈现了"始料未及、人类的弱点、对立性、结局(损失或赢的经历)"四个特点,从而形成了情景反讽.     

互文与汉语传统辞格

"互文"作为一个当代西方符号学、文学批评、修辞学、话语分析等领域所共同关注的概念,其内涵不同于汉语传统辞格中所谓"互文见义"意义上的互文,却与引用、仿拟、镶嵌等关系密切。     

《儒林外史》的互文、戏拟和反讽

本文使用汉语修辞范畴“互文”概念来探讨《儒林外史》的内指涉现象。使用“戏拟”来描述《儒林外史》与中国传统文本的文际关系。指出《儒林外史》通过互文性和戏拟化处理,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试论广告语言的互文性特点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为广告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广告创作提供了崭新视角。成功运用互文策略,巧妙地在广告文本与源文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语境的转换或对比,可以增强广告文本和源文之间某种意识形态或语义方面的张力,从而增强广告语言的表达效果。广告语言互文性主要表现为广告文本对传统文化因素（传统文本）的借用、模仿及对流行文化元素（流行文本）的改编、借鉴等两个方面。     

语义功能语法与结构主义方法

语义功能语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研究理论,它强调语义的决定作用,强调结构的功能,主张结合语义表达对语法进行研究。它根据汉语的实际卓有成效地使用了结构主义的各种方法并加以丰富和完善,使汉语语法研究进一步科学化和精密化。     

论语篇的互文性特征

语篇的"互文性"理论输入中国四十余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然对其阐释迥然。所谓互文,即在语篇构组的过程中,表达主体为强化其意念语篇的语势,引入已存历史语篇的过程和结果性。互文性的特征有三:语义的双值性、主体的主导性、功能的创新性。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王褒的前期诗作与南朝宫体诗风

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他的前期诗作创作于宫体诗盛行的南朝,但是总体风格并没有受到宫体诗风太大的影响,五言诗更接近以清新明丽著称的永明体,乐府诗虽然借鉴了宫体诗的一些创作手法.但基本上还是健康积极基调.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俊逸鲍参军"——李白对鲍照的追寻

对于六朝绮靡的诗风,李白向来轻蔑,但此际重要的诗人鲍照却是他非常倾慕的对象。表现于诗歌的创作中,即是拟其题,拓其旨,用其词,袭其句,效其体,仿其意。李白成功地吸取鲍诗的长处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最终以其傲人的天才,超越了鲍照,成为接受鲍照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