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还是管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关注“幸福”何为？

“幸福”是近年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对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对“幸福”和“幸福感”的关注常常与价值观危机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常常将“幸福”划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幸福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幸福观经历了两个差异极大的发展阶段,对当代中国幸福观问题的讨论理应将之置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中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与中国的宗祧继承制度所采取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不同,中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采取的是诸子均分的继承形式,这种财产继承制度首次在两汉时期确立,它的形成由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而这种财产继承制度在中国古代家庭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家族企业权力传承的规划设计研究

家族企业权力传承既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同时也是家族财产、声誉和社会地位的传递,关系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乃至生死存亡。在“予承父业”的主流模式下,家族企业谘须对权力传承所涉及的继任者选择、继任者培养、权力交接的最优时机设计以及老一代家族企业主的退出等问题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为推动传承规划的顺利执行,家族企业还应在确保传承规划设计的正式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权力传承的协调机制,密切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并充分考虑到家族精神和企业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意义。     

遗产税:我国家族企业调整产权模式的推动力

按照国际惯例,政府征收遗产税主要针对高收入群体。目前,家族企业主是我国最富有的群体之一,在我国家族企业现有的继承管理特征条件下,开征遗产税会导致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时大量的财产外流,维护家族财产的企图会推动家族企业调整现有的财产集中在一人名下的产权模式,成立家庭财产委托机构,以家族合伙产权模式达到延期缴税保持财产的目的。     

家族企业CEO继任模式及其演化路径分析--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

家族企业在世界和中国经济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从CEO继任(CEO succession)的概念出发,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对关乎家族企业兴衰成败的最高领导人CEO的继任过程进行了考察。文章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家族企业CEO继任模式,对CEO继任过程的动力学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家族企业CEO继任模式的演化路径。最后,本文对今后的家族企业CEO继任研究方向作了一些思考。     

家族企业代际承续创新发展研究

家族企业保持长久繁荣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选拔和培养接班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日益规模化、专业化、知识化,那种家族成员继承式的管理运作模式已不再是最佳的选择。在对国内外三种不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的利弊及其路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结合中国的国情从中找出一种适合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创新模式,以推动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家族企业信任资源整合及制度保障探讨

家族企业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的优势得益于血亲关系所产生的优良信任资源 ,其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治理截然相反 ,然二者却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目的上合理的契合。当代中国 ,家族企业面临横向和纵向二维发展 ,而其所要求的信任资源优化整合却为家族信任所局限。因此 ,家族企业势必进行控制权革命 ,优化整合传统信任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家族式企业裂解动因的制度分析

我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笔者认为,家族式企业裂解的制度原因在于产权制度的排他性、委托代理的高风险性以及人才选拔的制度封闭性。     

基于信任的我国家族治理优化分析

信任是企业经济运行和发展、实现企业目标的重要资源。没有信任制度的支持,企业扩展面临着巨大的代理成本。以家庭信任为基础的家族治理在民营企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情感信任式微与制度信任严重缺失的条件下,家庭信任的超强性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强我国社会信任制度建设,实现信任拓展,是实现民营企业治理优化,推动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汉代家产继承析论

汉代家庭财产继承由诸子平均分割和继承,汉代家产继承主要有父母在世时的＂生分＂和父母身后的析分两种方式。诸子均分制造成了汉代社会个体小家庭为主流的家庭形态。     

家族企业用人模式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用人模式是一种“关系”模式。所谓关系模式，是指中国家族企业内部重视“关系”，其内部的运作不是植根于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合理完善的机制，而是凭借企业所有者与企业其他内部成员的关系作为依据，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和劳动契约的差序格局，企业主比较偏向于聘请跟他有特殊关系的人员。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控制权作用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实质是为了实现企业现有制度安排无法创造的"潜在利润",企业控制权逐步向创业家族范围以外重新优化配置,是家族控制与企业控制博弈的过程。控制权的具体作用机制体现为:控制权对核心要素的价值共享、控制权内部辐射作用、控制权孵化能力,在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体现出不同于家族管理与现代管理的特点,"现代家族企业"也就成为企业选择的最佳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