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学衡派

80年前,鲁迅针对《学衡》杂志第一期作出了对学衡派的评价,虽然学衡派并未正式对鲁迅言论进行反驳,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今天,重新反思这场论争,可以看到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决非私人恩怨,而是分别代表了文化转折期相反相成的两种思想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前者站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革新,创造新文化;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准绳,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站在21世纪的开端,思考这两种文化选择的意义与局限,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的论争中,学衡派对白话诗歌批评集中在白话可否入诗,以及格律可否偏废这两个主要方面。学衡派认为诗歌语言应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反对白话入诗;认为格律为诗之本能,诗歌必须坚持格律;坚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观点。学衡派的诗歌观与其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一、多"学说有渊源关系。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论学衡派的历史错位——反现代性

学衡派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提出了他们“道德救国”的主张,这个主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所受到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有关。他们所主张学习、保存的“中西文明”,大多是前现代思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变成一种反现代性思想。这就与中国现实社会强烈要求发展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这是包括学衡派在内的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长期被冷落的根本原因。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

本文意在重审学衡派这样一个在五四时期与新文化运动尖锐对立的思想派别。通过考察它与新人文主义理论的联系，以及它与新文化运动在进化论、浪漫主义、模仿、历史与传统等观念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揭示出学衡派的基本思路与观点，并对它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作用作出历史的评价。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 ,在西方眼光与学术话语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 ;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 :在引入西方文化上 ,反对失于一偏。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上 ,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其实质仍是一种西方眼光     

反对派的真实力量--论“学衡派”对新文化的建构

新文化运动时期，激情式的新文学阵营遭到了保守主义阵营“学衡派”势均力敌的抗衡。借助了时间差、话语策略以及创作实践文本等因素，胡适将反对派的力量变为相成力量，最终掌握了新时代的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学衡派虽因失策而失势沉寂，却成为新文学建构途中的平衡补充力量。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     

新文化运动的地域展开——以安徽地区的书、报、刊等媒介为例

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进步刊物,在安徽的普及和渗透是比较广泛、深远的,学术的繁荣和文化的更新,为安徽的文化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创造了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前提条件,科学图书社在安徽传播进步刊物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对于近代安徽的影响,最令人注目的表现就是安徽本土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应运而生,这些报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安徽的文化启蒙。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独特定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之一,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集中反映在对新文化运动的两个独特定位,即＂文艺复兴说＂和＂洪水论＂上。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既反映了他社会改良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一名成熟思想家的文化自觉,其独特的文化观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略论“子游氏之儒”

子游是孔门七十二贤、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尊为＂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东南学道之宗＂。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子游氏之儒＂及其开创者言子研究寥寥,至今知之甚少。本文就言偃＂子游氏之儒＂的基本思想、荀况为何竭力贬斥＂子游氏之儒＂、＂子游氏之儒＂的影响及历史地位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略论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阐扬

吴宓及学衡派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影响和可取之处的 ,或者说 ,吴宓及其学衡派的文化追求尽管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但又以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对人文精神的关切 ,并以一种与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异质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