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     

徐彦伯《汾水新船赋》探微

徐彦伯律赋《汾水新船赋》所咏"新船"实为承载着黄河流域运输功能的漕船,赋文对其路线的勾绘隐含着连通三都的时政意义。赋中所言造船"贤者"应为举荐徐彦伯的初唐名臣薛元超,"新船"为其奉使出巡而量事断决地方政务所造,徐彦伯当于仪凤二年(677)至四年(679)间作成此赋,颂美薛氏造船政绩以报偿知遇之恩。该赋用典所隐蔽的信息也多与时政相关。赋韵取熔经语,以经义阐释赋题,则应是初唐经学一统影响到律赋创作而留下的印记。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刘师培的赋学思想

刘师培无赋学专论,赋学观点散见于他的各种学术论著中。其以经学语境、史学规范和小学基础为根基的诸多赋学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究赋体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价值。与多数赋论家倾向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诠释与评价不同,刘师培注重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探讨“赋”这一文体的性质、变迁和功用。系统研究他的赋学思想,可以对赋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班固对汉赋的改造与六朝典雅文范的生成

自西汉至东汉,赋体的风尚发生重要变迁.西汉赋尚存楚辞遗风,东汉赋则渐入经学之域.变化发生的原因,除了社会背景的影响,还有东汉赋家尤其是班固对赋体的全面变革.具体来说,包括以目录学为基础对赋体范围的确定,对赋体讽喻本质的强调,“雅懿”典范的确立等等.虽然从表面上看,东汉以降,大赋创作走向衰落,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直至隋唐文论中,更多接受的是班固赋学及赋风的影响.尤其是对讽喻的强调直接继承了前代“诗言志”的传统,开启了后世“文以载道”之途;辞丽、义正、事实相统一的审美要求又体现了作为实用文之赋体的独特性所在.     

试论《西藏赋》文体特征

《西藏赋》的韵文句式、韵文语言、韵文用典、韵文结构基本遵循了传统骈赋的写作规律,同时作为蒙古族诗人创作的赋也有不同于传统骈赋的自身特色,它延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汉大赋。     

试论《西藏赋》文体特征

《西藏赋》的韵文句式、韵文语言、韵文用典、韵文结构基本遵循了传统骈赋的写作规律,同时作为蒙古族诗人创作的赋也有不同于传统骈赋的自身特色,它延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汉大赋。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典范初成:西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西汉是儒学文献体系初具的时期。一方面因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遣使"求遗书于天下",前代经典文献大量复出,为后世形成"七经"、"九经"甚至"十三经"打下了文献基础,也为汉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重儒和五经博士设立,儒家经典传授形成固定模式,大量解经文献涌现,在先秦旧有"传记"之外,西汉产生了许多反映经学"家法"的"章句"文献;也由于儒学及其经典得到重视,西汉还产生了神化儒学的"谶纬"文献。章句和谶纬在西汉曾经盛行一时,但终因太过曲学阿世和唯利是趋,而缺学术价值和传世价值,最终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