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庄周自然主义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的影响

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都与庄周自然主义哲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庄周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主要是与其哲学思想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盛衰相伴随的。在教育思想发展的主流中，同样经历了儒、释、道三种教育思潮在相互对立、分合、互补、交融中不断完善的过程     

筚路蓝缕 考镜源流——读《宋明理学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道佛、宋明理学至清代考据学,延绵不断.宋明理学是产生在北宋下降至明末时期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当时时代脉搏的体现.就学术思想和理论思维而言,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中外文化的营养,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建构了特有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产生了一大批有学术建树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影响传播至东南亚各国.     

魏晋玄学与言意之辨

魏晋时期,经学统冶的崩溃,儒学禁锢的破除,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理论的突进和思潮的迭起。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本的玄学思潮。魏晋玄学这种新的哲学思潮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以至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未离开过具有这种精神内质的线索。玄学     

《古诗十九首》的颓废主义诗歌

《古诗十九首》中近4成诗歌述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它以人生观、人生方法论构成了较系统的颓废思想,与汉末民歌一起形成了普遍的颓废思潮。悲怆的情感抒发使《古诗十九首》更具思想和艺术感染力,颓废在弃旧中为创新铺平了道路,对文学上的建安之风和哲学上的魏晋玄学有开启之功。汉末颓废诗歌在世界颓废主义文学中,也有重要地位。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对儒家道德教育的历史批判及其现代性意蕴

儒家道德教育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的主流,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受到了来自先秦道家、墨家、法家及魏晋玄学、佛教和明清启蒙教育思潮的强有力的批判。对这些批判的历史梳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重建当代德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试论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

陶渊明自谓"好读书,不求甚解".他把读书当作一种悟道的方式.读书不仅仅是以对知识的索取为目的,而是以自己的人生去"会意"古人、他人人生的一种契合中的生命体验,从中进入一种宇宙真际的境界,获得人生"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读书方式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笺注繁琐,而把作为两汉"异端"旗帜的道家"自然之说"接过来,铸造成一套新的思维方式.陶渊明的读书方式是魏晋玄学思潮发展、深化的产物.     

从魏晋玄学的兴起谈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魏晋玄学是代替两汉时期的经学而出现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形式,是门阀士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是以其腐朽堕落、凶残狠毒、荒淫放荡著称于史的.     

王弼美学思想蠡测

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辅嗣,是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的哲学思想是曹魏政权时期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他对中国古代典籍(诸如《老子》、《周易》)的注释和研究,一反两汉以来经学家那种离经辩句的繁琐作风,抛弃了其中阴阳灾异和谶纬之学,注重义理的分析和抽象的思辨,这是对两汉以来神学目的论和繁琐经学形式的一个否定,是思想上的一个解放,是思辨哲学的一个发展.魏晋玄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环节,王弼则是这个环节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中的某些论点对后来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     

玄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谈片

玄学是为了弥补儒学的不足而产生的，虽然仅持续了一百余年，但对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力图把儒道思想结合在一起，以儒家精神为主，道家精神为辅，调合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关系。宋明理学直接受其影响。魏晋玄学同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样，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论曹操与魏晋玄学

历来评价曹操重才轻德的用人制度，多着眼于其在当时封建割据形势下所体现的定国安邦的政治作用，但这样的认识显然还没有揭示出重才轻德的全部意义，因为“才”和“德”的关系自古都是评价一个人的最基本范畴，而不是曹操一人一时之行为。曹操重才轻德实际上对其后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才轻德使才绝之士有比较优越的条件进行自由的学术思考；曹操的反传统、破常规精神，给魏晋玄学否定汉代经学以直接的勇气和方法启示；魏晋玄学中的才性之辩，吸收了曹操才德认识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     

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论魏晋玄学思想资源在两汉时期的先期整合

就基本思想方面看,老、庄、《易》“三玄”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变化和整合,表明魏晋玄学的兴起,自有前代思想学术所作的酝酿铺垫,并非突如其来发生的现象。对于汉代整合“三玄”方面比较重要的人物和著作,如《淮南子》、扬雄、张衡以及王导“三理”等,典型体现了汉人在一些玄学命题上做出了程度不等的先期贡献。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论五凉学术的渊源和特征

东汉末年 ,随着私人讲学盛行及魏、西晋统治中心河洛地区的玄学流行 ,河西五郡及与之毗邻的关陇地区成为汉代章句之学的重镇。但在西晋末年 ,由于外来学者的涌入和外出凉州士人的归来 ,凉州学术逐渐失去其地方特色 ,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五凉学术与西晋有前后承继关系 ,体现出魏晋学术的总体风貌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性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抒写了他们在饱偿人间忧患之后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以及对生命意识和人生永恒价值的深邃思考。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