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理学思想

左宗棠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思想的薰陶,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推崇,主张治学应以程朱为宗。在理欲观、性与理、义利之辩、修养学等方面,左宗棠都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他以理学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修身养性,自觉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     

"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刘蓉学术思想述评

刘蓉是湘军集团的元老之一,以才学抱负素著声名。他治学以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由于尊奉程朱理学,他进而崇尚礼学,倡导礼治。其学术思想宏扬了湖湘学风,促进了咸同年间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对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冯友兰新理学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新理学是相对旧理学而言的,冯友兰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改造,使之取得了崭新的面貌,新理学是对旧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中的理、气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具有一定物质性的理和气,而冯友兰对程朱理气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理气观.他的理气观比程朱的更抽象、更彻底.所以他的新理学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引进并运用了逻辑分析法,对于中国哲学的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试论程朱理学兴衰的机制

试论程朱理学兴衰的机制靳风林程朱理学自南宋理宗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之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圣经”长达八百余年，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因此，国内外近代、现代的大量哲学工作者对程朱理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程朱理学为什么长期...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论周琦的《东溪日谈录》及其理学思想特点

周琦是广西第一个专力研究理学的学者,其《东溪日谈录》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理学专著,也是从宋到清少数几部能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广西文人作品之一。周琦师出阎禹锡,其学术思想继承师说,以＂复性＂为宗,但不出程朱轨范;提倡实学,注重发挥学术的经世致用之功,对时政民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周琦以其理学成就和人格魅力,对当时柳州乃至整个广西理学发生过重要影响,因而在道光十九年成为＂柳州八贤＂之一而被供入寺庙,享受后世的祭拜。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程朱理学的现代审视

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专讲义理性命之学。它将人际伦理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来重整人际伦常秩序,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程朱理学既有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性道德)把自然道德化的"真善相悖"的一面,也有以绝对道德主义(宗教性道德)把自然审美化的"美善相乐"的一面。程朱理学完全可与康德的德道哲学相媲美,它构筑了可与天地比肩的人类伟大尊严,追求哲学敬畏人生、宗教超越人生、艺术赞美人生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最富有思辨性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论宋明道学的嬗变及各流派的理论异同

宋明道学依自在的发展规律,先后形成了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三大流派.由于道学宏观上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微观上具有心性之学的性质,其基本思路是从"天"到"人"进而"天人合一",所以三大流派在"天"、"道"、"理"、"性"、"天人合一"等概念上有不同的理论理解.     

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当代道德哲学启示

伦理学在道德哲学层面重新思考形上人性论建构的理论课题之时要转向宋明理学人性论寻找学术资源。此种判断是基于中华文化生命的客观历程,当代人的实际精神状况和中国的道德国情。宋明理学人性论能为当代道德哲学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启示,主要是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如何在人性论上体现;在人性论体系中如何完成＂伦理-道德＂的整体性辩证以及如何确立人的精神世界才能让它呈现实体等等。     

朱子和谐四重奏与当代社会

朱子是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巨人。朱子和谐观包含四重含义：心和、人和、协和、中和,它们分别指向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世界和谐和天人和谐,具有多维性和普遍性,是一个逐步放大的同心圆,一个逐步上升的理想境界。朱子的和谐四重奏,由低级到高级,由自我到他人,由人际到国别,由人类到宇宙,奏响了一曲...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杨万里的人性论

杨万里及其人性论在南宋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详细论析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的源流,坚决支持性善论,详细提出了人性修养的方法是：第一,读书明理;第二,不断检讨改造完善自己;第三,持志养气。他的人性论是对孟子以来性善论的继承,同时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杨万里性论的儒学构成

杨万里气学由性学涵衍、又与性学界别,正合乎张岱年先生所论“杨万里,可说是南宋初年独立的思想家,但也与程门有一定联系”。杨万里气学优游于宋代理学的理、气、心、性之间,而出乎性学,提出了“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阴阳亦可去矣”。杨万里性论在面向人间世和立足气本的同时,进而论证了他的性论是“三才体用不息”的道、善、性在体、用、质三个方面的反映。杨万里论性区分内、外,他是看到了性的内在超越和外在客观性的,由此将他自己的性论从善恶论、性本论中析离出来,就不能不是南宋理学有特色的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