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皮日休“上剥远非，下补近失”观

“上剥远非下补近失”不是个别观点,而是皮日休整体文学观的一个表征。这个文学观,由文学理想论、文学作用论、文学批评与创作论等三个分支组成,是皮日休作为唐末新儒家承前启后的中介人物在追踪并摹仿韩愈过程中形成的。三者散而为文学观的不同支点与不同侧面,合则为整体的文学观。皮日休的文学创作就在这种文学观中展开,而他的政治活动,乃至生平,也都在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下逐步完成。     

唐末诗歌中的淡泊情思及其原因

我们在研究唐末诗歌时,发现大量描写个人心绪的诗作,无论是闲适诗、战乱诗,还是抒情感怀诗,普遍都会带有一种淡泊情思。所谓淡泊,就是指心境上保持闲静、恬淡,不受外物干扰,对世事无所进取,满足于目前的宁静,并乐在其中。本文拟对唐末诗歌中的这种淡泊情思及其原因作一初步探索。第一,闲适诗中的淡泊情思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高蹈的世界,是由浮世的纷扰,个人的失意而生的苦闷的救济场。这无须乎说,是因为在那里独善——个人的自由——绝对的被容许的缘故。”(《中国文学概说》)唐末诗人在战乱四起及仕途失意时纷纷躲进了庄园、山林。皮日休、陆龟蒙便有大量的江东唱和闲适诗,其它诗人或多或少也有写闲适的诗。他们力求忘却尘世的丑恶,让人的心境得以平和自由,所谓“不知冠盖好,但信烟霞活”(陆龟蒙《樵叟》“居兹老复老,不解叹年华”(皮日休《樵家》),即是他们所追求的。     

2O世纪皮日休研究述略

20世纪关于皮日休的研究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坛也由开始的沉寂,发展到后来的繁荣,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可以说,20世纪末关于皮日休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新的考据的出现,填补了研究中的很多盲点,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皮日休研究的未来一定会是硕果累累的.     

20世纪皮日休研究述略

20世纪关于皮日休的研究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坛也由开始的沉寂,发展到后来的繁荣,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可以说,20世纪末关于皮日休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新的考据的出现,填补了研究中的很多盲点,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皮日休研究的未来一定会是硕果累累的.     

皮陆小品文浅论

人们论及唐朝文学,诗则盛唐,文则韩柳,晚唐小品文是历来不受重视的.倒是鲁迅先生对之赞赏不已:“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先生对于晚唐小品文如此推崇;固然是出于当时实际斗争的需     

皮日休后期创作特征平议

皮日休后期创作以记游、咏物、咏史以及咏怀诗为主,题材内敛,情调闲适而略显哀伤.皮诗显示了一些"新变",但幅度不大,终未形成鲜明的风格.性情贫乏、雕琢过甚使得皮诗少有深厚的意境,创作主体心态的失衡是造成这种失误的重要原因.     

从《皮子文薮》看皮日休的教育思想

《皮子文薮》是晚唐著名文学家、诗人皮日休的诗文集,其中一部分文章反映了作者的教育思想.皮日休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正值大唐帝国走向衰败时期.统治者荒淫无度,政治黑暗,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危机四起.面对这种状况,皮日休一方面揭露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同情人民疾苦;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寻求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摆脱危机的良策.《皮子文薮》不仅体现了皮日休在诗歌、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且集中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统     

逻辑的力量 艺术的魅力——略谈鲁迅杂文的写作特色

鲁迅说过,杂文并非“现在的新货色”,而是“古已有之”。现代杂文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是继承中国古典散文和借鉴外国散文的产物。从鲁迅杂文中确实可以看得出同古代优秀小品,如魏末阮籍、稽康的“师心”、“使气”之作,唐末罗隐的“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陆龟蒙的“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以及明末“有不     

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时、地考

皮日休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若干年来,特别是解放后四十余年来,学术界对皮日休的一些问题(比如,他究竟是怎样死的?他何时、何地参加黄巢起义军?《题同官县壁》是否他所作?等等)一直聚讼纷纭,争论不休。十年前,笔者曾撰文论证《题同官县壁》非皮日休所作,而是宋徽宗时“通判朝散”陈休留题,得到了前辈学者缪     

皮日休后期创作特征平议

皮日休后期创作以记游、咏物、咏史以及咏怀诗为主,题材内敛,情调闲适而略显哀伤。皮诗显示了一些“新变”,但幅度不大,终未形成鲜明的风格。性情贫乏、雕琢过甚使得皮诗少有深厚的意境,创作主体心态的失衡是造成这种失误的重要原因。     

《广雅疏证》所涉"正反同词"现象成因探析

<广雅疏证>所涉及的"正反同词"现象的最重要的形成原因,是由词义性质和词义范围产生的词义引申.由词义性质引申形成正反同词,其内在理据是"义相反而实相因",其具体方式是相关代用和相因推演.由词义范围引申形成正反同词,表现为由语境引起词义范围缩小,从而使上位意义降格为互相对立的两个下位意义.视角单一和比较对象不同,也是正反同词现象的形成原因.     

“正义”流变考

"正义"本是儒家经典的专用词.开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由官方认定的<五经正义>,意在止息纷争,整序人伦."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并非限于儒家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而且又衍生出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荼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亦称"正义"日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非常近似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和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龙耳虎足方壶,同李家楼墓的莲鹤方壶也多共同之处.原来可能有两件,另一件现尚隐藏未出."与兵方壶”有铭文76字,约作于郑成公、厘公之世,也可能再晚些,到郑简公的初年.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

从1929年8月应邀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至1950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整整21年间,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辅助校长竺可桢办学,创建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并先后任教育学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学校不离不弃、休戚与共,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敦厚谦和、尽职尽责、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境界,不仅是浙江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浅析包公传说的变异及其动因

包拯生前受人尊敬,逝后为世人所称颂.不同时代的民众对历史记载中的包拯及其事迹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形成了人人耳熟能详的包公传说.包公传说在长期的流传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异,这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日趋鲜明和情节的日趋丰富两个方面.而宗教因素和儒家伦理道德等则是导致包公传说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

郑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勤于著述,涉猎诸多领域,《通志》是其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其中,《通志·总序》是一篇比较有名的学术思想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通志》的"总序"着眼,可探讨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论其得失优劣,成一己之见。     

"郑经是台独分子"说质疑--以《东壁楼集》为佐证

某些"台独"学者为了替自己寻找历史根据而称郑经在台湾"独立建国";中国大陆也有人"以古鉴今"而说郑经是分裂国家的"台独分子".对此,不断有学者依据史料加以质疑和辩驳.近年新发现的郑经<东壁楼集>中的近五百首诗,呈现一位继承其父郑成功遗志和"遗民忠义精神",始终奉明正朔,矢志抗清复土,时而孤独消沉,时而慷慨激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郑经并非"台独分子"的佐证.对历史人物的判断要慎重,与某些"台独"学者针锋相对地争夺对历史、文化的阐释权是不容忽视的.     

《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辨正——程金造《史记》三家注研究平议之三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于《正义》删削甚多。合刻本大行于世后,单本《正义》即在中土失传。20世纪初叶,日人泷川资言从传人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关史文之下。读《史》者盛赞其便。20世纪中叶,程金造发表《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宣称佚存《正义》系以伪为真,十分之九出自彼邦人士的伪托。其说迄今仍被学界奉为定论,备受尊崇。细审程文,其引据立论的泷川资言的一段文字,竟是经他精心剪辑而成以利其批评的伪本。 程氏从佚存《正义》中精心选来欲证明其为伪托的例句,经逐条平议,反而证明其非张守节所作莫属。佚存《正义》实为失传已久的部分《正义》的重见天日。泷川资言不愧为张守节功臣。程氏的妄说则须推倒,以免贻误后学。     

释古代军旅乐器“钲”

钲是文献中常见的军旅乐器,形制丰富,不但可以控制军队进退的节奏,在军中还有警示和报晓的作用,甚至可以作为重要的赏赐象征皇帝的特殊恩宠.但文献中出现的“钲”不可一概而论,古代将钟体的正面偏上部分称为钲,此外,钲还可以指代另外一种用以悬挂敲击的乐器.这需要我们在阅读时认真分辨.     

中日史料所见郑成功与郑彩关系考释——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Hua Yi Metamorphosis by Lin Shu and his son of Japanese Jianghu times confused Zheng Chenggong with Zheng Cai for three times. The author makes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 by referring to Shijing Genealogy of Family Zheng compil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also points out the reasons of the mistakes and corrects the various false judgments of their relationship recorded in the Sino-Japanese documentation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The stud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