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地主与国家：从成都平原租佃纠纷看民国时期佃农保障政策的实际执行（1946-1948）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土地租佃制度的研究有了很多新的关注,展开了一些有益的争论。这些争论有的是基于不同区域的经验式研究,有的则是对于不同资料的利用和解读。本文拟通过分析国民政府的佃农保障政策及成都平原一些租佃纠纷案件的处理,观察国民政府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对租佃关系的调节和控制,由此观察佃农、地主与国家的关系。     

清中后期租佃争诉加剧外因研究

清中后期,地主与佃农之争诉不断加剧。除了租佃契约之内在缺陷,生态恶化、经济状况萧条、地主与佃农经济恶化、市场混乱等外部环境是租佃争诉加剧的外因。     

清代民国珠江三角洲的乡族田与二路地主

<正> 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性质和历史作用,在海外的学术界存在着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第一,旧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农村革命有多大的推动力?造成民国时代农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佃农被地主层层剥削,还是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生产率下降?第二,旧中国农业经济有多大的发展潜力?明清近代时期农业资本萌芽有多普及化?经营地主所占的比率有多大?有没有经营地主代替租佃地主的趋势?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或立场,是有政治上的含义的。假如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因素是科技的问题,就必然否定社会变革的必要,主张引进现代科学才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例如,美国政治学家     

从户籍制度看中国封建制下的小农

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形态,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政体之下,表现为地主制经济,是多数论者所同意的。不过,在阐述中国地主制的特点时,大家论证问题的角度不一,所以对这一命题所作出的概括,往往大相迳庭。有些学者主要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一前提出发,因而对中国地主制的特点表述为下列各点。第一,战国以后,“谁有钱,谁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土地,“土地占有者是地主”。第二,在地主制经济结构中,“租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佃农“除了对地主缴纳规定的地租外,不再负有其他义务,法律上他不隶属于地主,在缔结租约时,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第三,农民没有对地主服劳役的义务,“因而地租只能以劳动生产物或者以货币代表的生产物的价值来支付,不能以劳动的自然形态来支付”。①持有这种意见的学者还进一步     

清代前期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形态,是史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大量题本,对清代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作一初步探讨。一、清代实物分成租的特点自秦汉以來,实物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的地租形态。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式。所谓分成租,是地主和佃农按照契约议定的比例分收佃农生产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清代实物分成租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佃农经济条件的好坏,决定了不同的地租率。如果佃农不能自备耕牛、农具     

清代佃农的中农化

在清代，定额租制取代分成租制在全国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在定额租制发展的前提下，永佃制和押租制随之发展。租佃制度的创新，导致了地主与佃农之间产权关系的变动。学术界对清代的永佃制与押租制都作过许多研究。     

赓续传统 推陈出新——《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评价

租佃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佃农按约定向地主交租,但在灾年,减租成为两者争诉焦点。在乾隆朝,减租政策与习惯相冲突。在价值上,政策维护国家利益,而习惯维护社会公平。在规则上,政策不强制地主减租,而习惯允许佃农减租;政策对减租比例无明确规定,而习惯有比较清晰规定;政策规定由政府认定减租,而习惯规定由地主认定减租。两者抵触不仅导致减租司法混乱,而且激化租佃矛盾,使佃农暴力减租成为常态,引发社会震荡,并恶化农业生产。     

试析明代江西的佃仆制与租佃制

文章认为明代豪强地主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后的烧杀抢掠而大量瓦解,佃仆制至清初也被瓦解。至雍乾年间,明代租佃制下地主对佃农的额外剥削也大量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比较自由的租佃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之探讨——以湖南为中心

调查材料显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地主、富农总体上占地约45％左右.但是各地土地占有关系不均衡,在土地关系集中地区、土地关系一般地区以及土地关系分散地区,地主、富农占地分别为60％强、40％左右、25％上下.地主、富农人均占有土地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阶层的同时,土地租佃普遍存在,牵涉面广,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地权分配不均导致的阶级矛盾.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近古史部分的意见

现在是关於个别问题的一些意见:在此须要声明的,就是我所指出的,是在隋唐以後的某些个别问题上,我所存在的不同意见,而且多半是含有补充性的。(一)本书一四六至一五一页论“庄园制的发展”这个标题上,应当进一步明确的指出它与魏晋南北朝时世族地主庄园的不同点来。其中包括着两种封建地主在身份上与侵占土地的手段上有何基本不同之点。也包括着直接生产在身份上以及与封建地主的隶属关系上有何差别。这时的直接生产者,是农奴呢?还是含有农奴性的佃农?抑或就是佃农呢?也包括佃耕制在当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式。这一点是自魏晋南北朝进入隋唐两宋在生产关系上比较重要的一种量的变化,应该比较明确的指出来。(二)本书一五九至一六四页论“安史之乱与藩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作者商榷

景甦、罗仑两同志所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是1959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在山东章丘县等地调查了三个比较典型的经营地主——太和堂李、树荆堂毕、进修堂孟,两个租佃地主——矜恕堂孟、玉堂孙,及山东四十六县一三一家经营地主的一般状况。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作者认为:经营地主已经不能完全属于封建经济形态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范畴的东西。我们根据作者的调查资料,就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作者请教。     

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以来,日本人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的不同认识,这其中既有日本的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中国进步与发展的赞誉,更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诋毁、丑化甚至仇视。正是这些不同的中国观影响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封建租佃关系对近代江苏棉种改良工作的制约

马若孟、赵冈等人认为租佃关系并非阻碍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因素。文章以近代江苏棉种改良工作为例,对此提出质疑。作者认为,佃农因从分租中获益甚少,而不愿种植种子价高且需肥量大的美棉;包租使佃农单独承担田间风险,他们只好因循守旧、继续种植更适宜间作、复种的中棉,以降低收益风险;缴租时限迫使佃农选择种植成熟期短的中棉;由于从正产物中所获甚少,佃农只好种植可以提供更多副产物和副产品的中棉,简言之,租佃关系极大地制约了该地区棉种改良工作的顺利进行。因而,马、赵等人的观点颇值得商榷。     

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特征及其对社会性质的影响

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特征及其对社会性质的影响郭驰任何一对矛盾，比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在另一个层次上可以表现为地主和自耕农、地主和雇农、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农民阶级作为矛盾的一方可以由几个不同的、但却相互关联具有共性的因素构...     

近代山西省的租佃关系

封建租佃关系,和几亿农民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对山西省的租佃关系尚无专文论列.本文试根据农村调查资料,并结合有关文献,对解放前山西省的租佃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佃农的一般状况和租佃手续据南京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在1933年,山西省佃农占农户总数18%,半佃农占22%.抗战以后的十余年间,在日伪及阎锡山统治下,由于战争频繁,剥削繁重,自耕农加速破产,佃农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如1943年,在山西十六县148村中,贫     

从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土地问题谈毛泽东土地革命思想的萌芽

(一)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国农业人口多,土地又很集中,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土地委员会调查,全国四亿二千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占三亿三千六百万。在农业人口中,没有土地的雇农、游民和略有土地的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五,仅占土地百分之六,中农百分之十二、占土地百分之十三、富农地主百分之十三,而占土地百分之七十九。在湖南洞庭湖滨土地更集中、农民与地主的矛眉更尖税、雇农贫农佃农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而占土地不到百分之五,由于绝大多数雇农贫农没有或很少土地,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农村纠纷。     

我国封建真实地租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黄金分割猜想与检验

黄金分割率作为一种数学比例关系,具有普遍的存在性和优化作用。受黄金分割率的特性和已有研究的广泛应用的启发,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关于封建社会条件下真实地租率的黄金分割率猜想并进行了试探性的论证:在我国既定封建分配制度条件下地主和佃农双方对全部农产品的稳定的分配比例大致处于黄金分割率或约数0.618或0.382附近。杨家沟调查报告的较长时期的微观证据支持本文的猜想,即黄金分割率在封建社会的地主与佃农的收入分配比例中可能是存在的。     

试论近代中国的地租及其影响因素

在国际国内大的环境下,近代中国的地租受着多种因素,诸如自然环境、收租人、收租时期、收租种类等的影响。地租的变化,说明到了近代,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户的限制已开始减轻,佃农们拥有了相对多的自由。通过对地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探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租佃中的“二东君”——以洞庭湖区为例

民国时期的资料表明,洞庭湖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中常规的地主——佃户模式之外,还存在"地主——二东君——佃户"的特殊模式。二东君多为农村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者。其在土地租佃中代替佃户交纳押租,负有督促佃户及时纳租等责任,并获取一定报酬。二东君既为土地的出租与承租拓展了空间,丰富了土地租佃制度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范围。但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天灾人祸频仍、农村社会经济恶化以及革命风雨的到来,二东君制度遇到了困难和危机,给土地的出租与承租带来了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