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古代日本何时开始自觉地去学习汉文化和汉字?日本古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两则记录马与汉籍的故事,为我们还原了汉文化圈形成的一个基本模式--汉文化之早期传播往往是与实用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实用汉文典籍与其所记录的先进技术一起首先进入了中国的周边区域,让没有文字的周边民族产生了对汉字文明的憧憬;随后以<论语>为嚆矢,中国古代的思想也迅速地在这些周边地区得到深入传播,渐次形成了一个以汉籍为载体的汉文化圈.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亚人文地理

近年来,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东域学研究逐渐为一批中青年学者所重视。东域学主要研究通过海路和陆路,使汉字典籍文化、儒学、佛学在东亚土地上流通、吸收和另创。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为中心,考察东域学范围的诸国/地区自1894年以降在各个时段的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往来,汉字和汉文化的思想、宗教、文学对东亚的影响及形成的所谓汉字文化圈所经历的近百年曲折道路。     

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

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存佚与研究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以汉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以及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本土文献;不仅要对汉籍具体的个案问题进行研究,更要对汉籍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进行深入思考。"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对汉籍域外传播的规模、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和汉文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定量研究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以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的渊源,揭示其中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汉籍研究走向历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它是建构汉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把握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文化联系,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一种新尝试。     

域外深耕抉新景——读《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从域外汉籍切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南京大学卞东波先生的《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以宋代文学为例,基于文献,立于文学,兴于文化,将宋代文学研究纳入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中加以关照,来展现域外汉籍在东亚社会的影响与接受及其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考辨精详,解读细腻,发现中发明,求新中求真,为宋代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风景。     

日本皇名、年号用字中的汉字文化表现

汉字与汉文化相伴而行传到国外，日本吸收，借鉴了汉文化，同时也借用了汉字这种文字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又与日本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带上了日本特色，天皇的名字从本土的日式名转为重视汉字意义的双字名；年号的用字也从浅层次记事而转向深层次寓意，而且一定要源自中国文献典籍，天皇名与年号的用字变化正反映出汉字与日本文化的综合过程。     

借鉴发展渊源流长——谈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中日文化交流渊源流长。本文从日本五个历史时期（古代,镰仓、室町时代,江户幕府时代,明治维新以后）论述了汉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文章指出在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民族从学会使用汉字,到大量吸收儒家与佛学的思想,不断地从汉文化中汲取营养。即使在明治维新以后,提倡向西方学习,也随处可见受汉文化影响的印迹。日本在学习和借鉴汉文化中,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文化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汉字的文化功能及对汉文化传播的意义

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成为汉文化圈共同的文字基础。从形体构造言,以义构形、以形索义的构字特点及规律,使汉字字符既具有形象、象征性,又兼具高度抽象的符号功能。从其文化功能言,汉字因字、词的某种一致性而具有蕴化新词的独特功能;其社会功能则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文言系统及文言经典。高度的超时空性使汉字跨越了历史及方音的双重障碍,播及古代四邻国家。正是因了汉字的借用,越南、朝鲜、日本等邻国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猿投神社的汉籍

猿投神社是一所位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古老神社,以保存古代汉籍写本而广为人知。该神社所保存的汉籍共计有八种,分别是《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帝范》《臣轨》《史记》《文选》及《白氏文集》,这些汉籍写本皆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汉籍写本在当时并非罕见的版本,而是极为普通的读本。日本镰仓时代以后,京都的学问逐渐影响至关东及其他地区,镰仓时代武家学问的精髓以金泽文库及足利学校的藏书为代表。不过,我们对地方寺院与民间的实际状况未必能够从上述藏书得到充分的了解。若欲探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初期汉学的平均水平、阅读内容及所使用的文本等问题,猿投神社收藏的汉籍写本将不失为宝贵的资料。     

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

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大规模传播到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汉文小说创作的全面兴盛.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东亚各国汉语学习的旺盛需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口语学习便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得以在东亚各国广泛流传的重要契机.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给中国小说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正是在吸收和改编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     

中外古代军语的比较研究——兼论对"汉字文化圈"的新认识

在"汉字文化圈"内,诸多国家和地区中的各种语言文字无不大量借用了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如在日本文、朝鲜文、越南文以及纳西文、西夏文、壮僮文等周边国家和中国少数民族中典型的古今军语中,就往往保留着这些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的现已或隐或亡的古汉语语法现象.它们同属"汉字文化圈",其文字的形、音、义互有借输,又各有变异.对"汉字文化圈"地区内的古代军语做比较研究,能够较直接、准确地反映出各个时代诸多领域的真实面貌,并对"汉字文化圈"的框架体系有一个综合的新认识.     

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的多元形态——从区域史的观点看

21世纪东亚儒学研究正渐成显学。本文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经验,对上世纪后期史学界新出现的区域史研究方法的意义及其问题提出若干看法;继而将中国置于东亚地域,对中国善书思想在东亚地域所呈现的多元样态做一客观的了解;指出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传统儒学在东亚的历史,必将由此建构东亚儒学是一多元文化形态之观念,庶可避免以往一国史研究容易陷入的中国中心论。     

宋代乐论与诗声理论融通的三个向度

西学东渐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传统教育被新式教育取代,西方分科教学观念促进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传统文化典籍进入大学课堂。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从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诗文评”变为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的文学理论课程。学者为授课而编写的课程讲义兼具教学讲义与学术著作二重性,在“龙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奠定了《文心雕龙》的经典地位。     

西方语言中porcelain(瓷器)的跨文化语源研究

西方各国 porcelain的拼写大同小异,学界普遍认同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研究 :porcelain的 语源与汉语无关,它源于法语 porcelaine(子安贝),而后者又源于拉丁词 porcellana(子安贝),该拉丁词又 由 porcus(猪)及 pucelage(处女状态)派生。但跨文化研究表明,porcelain是汉语“波斯蓝”的对音,得名源 于中国古代制瓷所用从伊朗进口的色料。历史上,西方人先认识瓷器,后认识子安贝。因而,在西方语言 中,该词先有“瓷器”义,然后再分两个方向演变 :一从外貌、形状的角度,衍生出“子安贝”、“贝壳”、“货 币”、“牙齿”等含义 ;另一从颜色(“青花”)的角度,产生“马齿苋”等词汇。这一研究成果还证实,至少在元 代,我国制瓷用的上等色料确实来自伊朗。     

作为方法的卢梭————现代中国百年卢梭学的反思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中国学界接受的历史已逾百年。由于他的思想部分契合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内在需求,因而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以探讨中国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的卢梭研究,即作为“方法”的卢梭。这一研究范式既可能以一种“强形式”的建构方式造成对卢梭思想本身的严重误读,但也可能以一种“弱形式”的建构方式介入对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关怀与思考。作为百年中国卢梭学的重要遗产,这一范式也对中国的西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母性原型探迹

作为生活在亚洲同一文化圈中的中日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化上的渊源联系。对中日两部文学经典——《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就母性原型意义进行深层探视，分别从母亲角色、花园意象和神话原型三个层面作出母性意味的阐释比较，以为中日文化固有的因缘联系展示出新的文化景观，探寻出新的文化意义。     

日本“国字”的汉读研究

日本在承用中国传统汉字的同时,创制了不少日本独有的“国字”.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许多“国字”已被汉语辞书所收录,甚至成为现代汉字的正式成员.鉴别日本“国字”资格,梳理“国字”逆输入之历史,确认日语音训,推荐汉语读音,这对于辞书编纂及国际化背景下汉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人认为,邓小平因早年出国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思想,受传统文化影响不大。还有人以邓小平的著作几乎没有引用过传统文化典籍为据,来印证这一点。理论界对此也研究甚少。其实,邓小平作为一位深受民族文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