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喉舌论"考辨

在近代报刊发展初期,自由主义是使“喉舌”获得自由的主义,“喉舌论”是使言论自由成为现实的理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变法人士的报刊“喉舌论”,首先是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民众以话语权,给民众以监督官吏、监督政治、监督社会、变法图强的政治权力;其次,他们还十分强调报刊“去塞求通”的“喉舌”功能,这是他们对启蒙民众,宣讲民主、科学的真理,沟通社会上下和国家内外信息以变革社会的话语制权的强调。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喉舌论”,则是要求其报刊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翻帝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喉舌”,掌控革命舆论的话语制权。     

中共“三大”前后瞿秋白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

瞿秋白的新闻活动,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苏俄时期、中共“三大”前后和主编《热血日报》和《红色中华》为代表的报刊等三个阶段。中共“三大”前后是瞿秋白新闻思想积淀和基本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上较为薄弱的环节。在这段时期,他参与并主编了《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等党的新闻、理论报刊,形成了诸如喉舌论、思想机关说、武装劳动群众说、编辑部司令说以及其他的新闻思想,创立了一套较系统的党报工作方法,为党的新闻宣传积累了十分宝贵的丰富经验。     

论青年毛泽东以道德改造社会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又接受了近代启蒙思想和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道德改造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他的“大本大源”理论为基础，并以重视教育、组织团体、利用报刊进行文化宣传等为具体的方式。为达到通过道德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又提出了以“三达德”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素质理想模式。     

张恨水报刊思想的“市”“民”意识

张恨水从事报刊工作达30余年,以其丰富的编辑内涵、敏捷的新闻思维、超前的新闻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报刊编辑思想,"市""民"意识凸显其思想的时代性和开创性。张恨水报刊编辑思想中的平民立场、追求真实和经营赢利,令其在自己的时代语境中成为公认的"副刊圣手"。     

高等学校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高校党建的伟大纲领 ;学习、研究、实践“三个代表”是高等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高校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意义 ,以及高校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措施。     

以人民为本位：新中国领导人文艺思想钩沉

以人民为本位是新中国领导人文艺思想的核心。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思想,邓小平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胡锦涛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思想,共同构建了文艺与大众关系的开放体系,深化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三进"

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宣传与教育中做好“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工作 ,首先应当面对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宣传与教育中本身存在的“三进”问题 ,“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三个代表”思想的“三进”:一是要深入挖掘“三个代表”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方法论 ,解决过去没有真正凸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 ;二是要讲清、写清、使学生想清“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 ,解决过去“进”的不力的问题。研究“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及其“三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总纲 ,也为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检验标准 ,而“三结合”则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有效载体。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 ,推进“三结合”,应在认识、效益、载体、地位、评价等五方面满足新要求     

汤显祖美学思想之新探

汤显祖的美学思想以“情”为主要审美范畴，展示出晚明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特色，但是汤显祖美学思想并没有抛弃儒家的中和以及兼济天下的美学追求。他倡导的“情”是把儒家的“志”统一于“情”的范畴之中的，形成了完整的“情”本质体系。汤显祖在文艺创作论、艺术功能论和《牡丹亭》艺术形象塑造等美学相关问题上均反映出儒家中和的美学理想以及“情”“志”统一的“情”本质论立场。     

离形去知肉身成道--庄子身体观、生命观刍议

身体作为客观存在的“有形之物”,作为人生在世的基础之维,是庄子论道不可忽略的一环。虽然庄子关于身体的言说根本指向不是身体,而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即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道”,然而无意之间他却回答了关于“身体从哪里来？”、“身体是否重要？”、“如何对待身体？”、“身体何为？”等基本问题。传统研究认为庄子“轻身而重心”、“忘形而存道”,殊不知庄子在中国文化发端之初就深刻领悟了身体对于自我的重要意义。     

孔子艺术哲学的悖论及和解

为研究孔子艺术哲学,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考证,明确了孔子时代艺术形态的构成,对“必有可观”与“君子不为”之间的二律悖论分别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孔子所论之艺,虽有大与小、一与多、本与末的区别,但从其“一以贯之”的兼通观立场看,艺之大小,全因执艺者能否通会天地人道而后定,道之大小的最后区分是守技而兼通,故“小艺”也能通“大道”;“小道”是古代艺术的同义词,其包括了古代艺术的不同门类,但孔子所观之道,不仅包括艺术,自然万物也被他纳入观德的对象,他强调道艺相辅,其“小道可观”被赋予了“游”的审美精神和“通”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孔子“必有可观”生存美学的精义所在;所谓“君子不为”,实则君子不专为、不一为、不偏为而已,其与道艺的大小本末和功用直接相关,其背后体现着治道者与为艺者的身份等级差别,艺之“不为”与“有为”的区别仅在于是偏工还是兼善;孔子将原本含有技术成分的“艺”提升到全新“道”的哲学层次,推衍为具有形而上色彩和普世价值的艺术理论,最终将这一表层矛盾的对立从义理和应用两方面加以会通和解。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河名医费伯雄传略

费伯雄,清代医学家,孟河医派奠基人,生长于世医家庭。其祖父、父亲皆以医名,传至伯雄已历七世,医术益精,以擅长治疗虚劳而驰誉江南。费氏主张"和治""缓治",师古而不泥,临证常以平淡之法而获效。主要存世医著有《医醇賸义》《医方论》《费氏食养三种》《怪疾奇方》等。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泰州学派王襞的审美人格思想

“道”范畴是泰州学派王襞审美人格思想的高度凝练,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审美人格本体论的“自然之谓道”;二是在“自然之谓道”基础上提出的审美人格境界论——“率性之谓道”;三是审美人格理想论的“王道”。     

庄子之道与德的生态智慧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可以成为当今绿色发展的理论营养。“道”和“德”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具有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德”是道赋予包含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内在自然本性。庄子之“道”与“德”中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     

现代口述史从何谈起？——基于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的考察

现代口述史学诞生于1948年,现代口述史则应产生更早。现代口述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工具、理论两大层面。工具层面体现在录音机的使用,起点始于1877年录音机之前身——留声机的发明。理论层面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记录及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追溯至狄尔泰“生命哲学”。考察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可为探寻现代口述史之始提供线索:民国时期已有条件使用录音机采集口述史,有的口述史也体现出理论上的“现代性”。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老子之道的基本特性及其生态解读

“道”是老子生态智慧的本体论基础。“道”的本源性、自然性、虚无性、整体性、无私性、回复性以及实践性等基本特性,蕴含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道的本源性揭示了生态价值的本体依据,自然性展现了生态世界的存在方式,虚无性表明了生态价值的非功利性,整体性说明了生态世界的多样统一,无私性体现了生态价值的平等性质,回复性蕴涵了生态世界的存在之道,实践性展示了生态智慧的深远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