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解释学视野观照下的《楚辞补注》体例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解释著作。洪兴祖创制并选定"补注"体来解释《楚辞》,有其必然性。它是洪兴祖针对《楚辞》文本的抒情特征和以往《楚辞》解释存在的不足,依据自己"补不足,发己意"的解释目的,凭藉解释体式的传统和经验来选择的结果。     

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萧统《文选》中的楚辞批评

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备受汉魏六朝文人的关注与推崇,大文选家萧统也不例外。萧统的《文选》以文代评,以"选"文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批评态度。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他把楚辞归为文学之列,并自觉地将骚、赋独立标目,确立楚骚文体,推崇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而且重视楚辞的辞采、内容,还深入触及《楚辞》的情志等问题,对骚体文学的特征有了新认识,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从中亦可窥见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早期《楚辞》评点校刊者冯绍祖考论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是较早问世且影响深远的一种评点本,对于该本校刊者冯绍祖,目前学界了解较少。经过考证发现,冯绍祖为冯觐之孙,与黄汝亨交善,且有书信及宴饮唱和之往来。其评论《楚辞》,注重屈子之"怨"情,推重屈赋,许之为"情文",同时在《楚辞》版本择取上,以古为尚,"断以王氏本为正"。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从里尔克的《豹》看抒情主体的结构

在抒情诗中,潜在于诗句之外的第一人称主体不止一个,"抒情主体"也不仅仅要么是对"诗人",要么是对诗歌世界中的某个对象性"人物"的指涉。以《豹》为个案对抒情主体进行的结构分析提示,诗歌中有多个潜在主体的代换。     

《古诗十九首》与古典文学写悲抒情传统

《诗经》《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写悲抒情传统,然而汉代由于大赋兴起却逐渐淡薄。《古诗十九首》延续了《诗经》《楚辞》抒情特色,采用悲情意象和鲜明的对比,运用大量叠字,甚至以乐写悲,营造出浓重的悲怨底色。这种写悲抒情传统极大影响了建安诗歌,同时对后世文学而言又具有典范性的审美价值。     

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生命轮回与文化传承——散文集《春天的十二条河流》内蕴

熊育群散文集《春天的十二条河流》带有浓重的生命意识和巫楚文化特色,其多重存在的"河流"意象晕染出生命与文化的"水气",古老"招魂"曲的神秘吟唱与古罗子国的艰难探寻渗透出生命与文化的"巫气",抒情主体的自我成长和文化传承体现出作者散文创作"小中见大"的"灵气"。作者把散文的真实情思贯穿在自然风物与人文历史之中合而为一,在极具作者情韵与个性的独特书写中彰显了当代散文的生命与价值。     

历史的回音壁——《楚辞·卜居》辨析

《卜居》是《楚辞》名篇,本文从屈原对秦汉历史巨大影响的角度认同郭沫若先生的作者判断及游国恩先生的写作年代推断。同时,对《卜居》文义试作深层开掘,悼悯华夏的“民族魂”。     

政治抒情的艺术个性：－论《离骚》抒情性格的塑造

在楚辞学的研究己经延展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学科领域的今天，加强对楚辞文本的文学研究，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的研究方向．而楚辞的经典之作《离骚》在抒情性格的塑造和政治抒情的个性表现万面提供的艺术经验．是楚辞学中一个有着重要探索意义的课题。     

楚地巫风与屈辞“寓言体”考论

《庄子》"寓言"本义是"藉外论之",即借他人之口发表言论。与戏剧"代言"有别,"寓言"是借人物之口言己之意。屈辞虽是屈原抒发情感之作,但不是直抒胸意,而是借人物之口抒怀达意的庄子式的"寓言体",比如《离骚》通篇神人自述,《招魂》主体部分借巫师之口以招魂,《卜居》《渔父》直称"屈原既放",类似"庄周梦蝶",直接将自己变身为情节人物以抒怀。《庄子》、屈辞多用"寓言"体,与楚地巫风、巫艺的文化浸润密切相关。其后赋作中将作者自己置身于情节中的"自嘲""辩难"等体式,均可视为屈辞"寓言体"的流风余韵。     

综论我国诗歌从《诗经》到“楚辞”的发展和创新

诗歌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战国后期的“楚辞”在诗歌的作者、思想内容、塑造形象和反映个性、写景抒情、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结构形式、句式、语言、篇名等十一个主要方面,较之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均有所发展和创新。“楚辞”对《诗经》的发展和创新,从宏观上展现了我国诗歌期的发展状况。     

楚辞所反映的东夷空间观念

楚辞虽然是楚文化的产物,但它反映的却有东夷文化的空间观念。东夷族以东和西作为基本方位,楚辞作者在对空间方位加以调遣时,东和西也处于主导地位,抒情主人公基本是沿东西方向邀游.除此之外,楚辞是以东夷的空间方位作为神灵活动的背景,在列举四方的边缘时,沿用的是东夷文化的尺度.该文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成果,展示了上古三大文化系统空间观念的异同及其融合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