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人权认识上的四个误区

人权教育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主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建设越来越重视的主题。去年,我国第一次制定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明确把人权教育纳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指出：“有重点地开展针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特别是针对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城管、行政执法机构和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积极开展人权教育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要求,高度重视人权教育反映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研究现状述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颁布和实施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关注.现有研究集中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意义、主要特点解读、实施分析及对计划的质疑、批评和建议等方面.尤其是对计划的解读和贯彻占绝对多数,学科视角以法学、政治学、行政学为主,所刊登的期刊具有“大报小刊”的特点.相对而言,在人权行动计划的国际比较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学理性的系统研究等方面明显不足.今后应综合学科内与学科间、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定性与定量等路径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相关重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国家人权机构与人权教育——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实践及其启示

在向公共和私立部门系统开展人权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不断取得明显进步。人权课程不仅被纳入小学和中学的课程体系之中,还被纳入公务员、学校教师和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培训的课程体系之中。国家人权教育计划被写进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人权教育法案得到热烈讨论。此外,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关注教学法和人权教育评价体系的开发,提升了人权教师的职业化和专业性;委员会还推动＂人权教育中心＂项目的发展,为人权教师提供有效的培训。这些,对中国启动国家人权机构和人权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心理分析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体现了我国深层的传统心理基础,它同公民的需要层次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各部分的规定适应了不同层次的公民需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内容暗含着国家思维的转变,即从主要满足公民的生理和安全需要转向了满足公民的归属和爱、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以达到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大学人权教育的意义与基本内容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关于人权在我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一直跌宕起伏,建国后的历史还曾出现过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而弃用的阶段。2004“人权入宪”,第二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表明了理论界形成的基本共识,而且表明了人权在国家活动领域已被高度认同和重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进一步提出了广泛进行人权教育和传播人权知识的行动方案。     

论高校人权教育中的四对关系

较为系统的人权教育在中国只有10余年的历史,不仅与较为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不足,而且与一些在人权教育方面先行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着差距。值得欣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4月13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指出,中国将结合普法活动,积极依托现有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和国家机关内的培训机构以及广播、电视、报刊、     

人权与国家权力的恩怨情仇——梁启超对自然权利观的继受和改造一论

自然权利论者假定,在起源上,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应侵犯人权或对人权施加不必要的限制,人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梁启超基本接纳了“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假定,但对“人权不能被国家权力所侵犯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之类西方逻辑心存疑虑甚至断然拒绝,梁启超通过对自然权利关于人权和国家关系观点的接纳、吸收、批判和改造,实现了人权与国家关系的中国化论证.     

人权论刍议

在人权标准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分歧在于,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各国人权状况的好坏。西方国家统治者认为,他们的人权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别国都要向他们看齐。研究表明,除了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之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还需要有与其相应而各不相同的人权要求和判别标准。此种“梯度人权说”,是人权问题上的理论创新。     

人权论刍议

在人权标准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分歧在于，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各国人权状况的好坏。西方国家统治者认为，他们的人权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别国都要向他们看齐。研究表明，除了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之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还需要有与其相应而各不相同的人权要求和判别标准。此种“梯度人权说”，是人权问题上的理论创新。     

略论社会主义国家人权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研究问题必须有一个方法论的指导,研究社会主义人权问题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问题基本理论仍然是理解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人权问题的出发点,正确理解人权的实质是认识社会主义国家人权问题的关键,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合乎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是人权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上的差异是人权各具特色的基本依据。     

《巴黎原则》--中国国家人权机构改革之借鉴

国家人权保障机构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基石,联合国对各国人权机构的建设赋予极大的关注,并通过了<巴黎原则>,为各国建立本国人权机构提供了参考标准.中国国家人权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间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某些方面也不符合<巴黎原则>的标准.为使其能够适应未来人权工作发展的形势,在人权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借鉴<巴黎原则>的标准对其进行改革.     

美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析论

美洲区域性的人权保护制度包含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与《美洲人权公约》等具体机制。而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则对该区域性的人权保障进行国际监督。区域性人权国际保护的开展则通过个人申诉程序、国家研究程序、国家报告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等程序进行。     

人权视角下妇女解放的多重维度审视

人权是人依据其自身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1993年第二届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是普遍性人权当中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文件确立了妇女人权在人权中的地位和意义,标志着妇女人权概念正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中国妇女解放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举的一面旗帜,更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的主流话语。从人权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妇女解放的内涵可以看出,妇女解放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政治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几个层面。目前我国仍然处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之中。     

苏区人权立法对"第二代人权"的实践

自20世纪10年代末"第二代人权"获国际认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国人在人权斗争过程中较早地摄取了"第二代人权"的理念,并努力将其转化为法定权利,使中国的人权运动与人权理论获得迅速发展,而由中共领导的苏区人权立法是当时中国摄取和实践"第二代人权"理念的最高成就.     

论“人权法学”的定位

《人权法学》课程和教材,为“人权法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权和人权理论则是人权法规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人权法学”是关于人权法规范的理论学说,并以国际人权法标准来审视具体人权的理论体系,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人权法学”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普通方法以及具体方法。研究国际人权标准与具体人权的对接以及理论的解释,则是“人权法学”学科的主要任务。     

人权：当今时代主题及我国的应对

《联合国宪章》将人权规定为与和平与安全、发展相并列的联合国三大任务之一。经过60年的曲折发展,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国际人权法体系已初步构建起来,人权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之一,并与发展、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密切。30年来,我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为确立人权的战略地位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因应人权这一当今时代主题的要求,确立人权的战略地位。     

企业人权责任的新发展——从2003年《责任准则》草案到2011年《指导原则》

在现代社会,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于人权的实现和维护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人权责任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2003年《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试图直接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强制性的人权责任,但因各方之间的分歧最终未能获得通过。经过随后的多年酝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1年6月通过了一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软法"的形式对工商企业如何尊重人权和预防其活动在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作了规定,对于推动企业人权责任国际规范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法律保护

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下,如何在为公共利益而进行人权克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出发,在对新时期紧急状态和人权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三大国际公约对人权的保护与人权克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提出紧急状态下保护人权要分别从严格履行国际义务和进一步完善监督程序两个维度来完成。     

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美洲标准与实践

美洲人权机关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主要是围绕着<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所确立的标准而进行的实践.该条不仅规定了紧急状态的概念,还规定了基本权利不得克减、克减措施与紧急情势相称、禁止歧视、与其他国际义务相一致等原则和履行国际通知的义务,从而对国家宣布紧急状态的条件和在紧急状态下行使克减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实践中,美洲人权机关根据上述标准,对紧急状态下的人权提供了积极的救济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