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魅”、“祛魅”与“归魅”——基于白族村民宗教观念变迁的研究

关于宗教的现代变迁,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世界的祛魅"的著名观点,在当前的研究中,"世俗化"也被认为是宗教变迁的普遍趋向。韦伯这种看法似乎脱不开单线进化论的嫌疑。通过大理周城两个具有一定典型性的白族村民DSS和YZY宗教观念的民族志描述与分析,认为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宗教并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高涨而消失,白族基层民众的宗教观念深层存在着一种"信魅"与"祛魅"互融并存状态,以及"信魅—祛魅"或"祛魅—归魅"的变迁过程。     

重返利维坦:现代法治的形式与实质——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批判

施米特断言自由主义法治是自相矛盾的概念,自由主义应当为法律提供实质性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对多元价值的中立态度,使它实际上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自由主义否定人的政治本性,将政治非政治化,作为实证主义概念天国的法治也就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现代政治和法律不能纯粹基于理性和形式,更须重视激情与价值。因此,重返利维坦,意味着国家与法律秩序必须尊崇和平与基本权利价值,重视公民教育,唤起公民内心的忠诚与认同。霍布斯同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祛魅和复魅的进程,利维坦既是理性的国家机器,更是令人恐惧的巨兽。遗憾的是施米特没有真正地回归霍布斯,虽然他重新发现了利维坦的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与精神理念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顺应社会形势发展,在刑事领域内作出的政策性安排,它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刑事法治的完善。这一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刑事运作的重要指导和精神理念。深入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理念等问题,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

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是互相促进的 ,然而法治理想的内在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为起点 ,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为条件。为此 ,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又要强化法治理念、培育科学理性精神     

祛魅与启蒙——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价值的一种思考

世界因“魅”而“蒙”，有“祛”才“启”。祛魅与启蒙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祛魅是为了启蒙。祛魅会带来附魅，附魅后的世界又需要新的启蒙。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价值观的祛魅，因此其思想策略具启蒙性质。文学的祛魅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故其文学叙事也具启蒙的性质，是后现代启蒙的积极参与者和构建者。     

论宪政视野中的刑事程序法治

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发明中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价值理念,也是最有利于进行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从宪政视野考究刑事程序法治得知:法治、人权与宪政这些人类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及其所蕴涵的价值与精神应当融入到刑事程序等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设计与建构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刑事程序法治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宪政制度与体制日趋完善的环境下,刑事程序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化。     

《刑事诉讼法》修改论略——从现代法治的眼光审视

从现代法治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存在着诸多缺陷。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立法技术、基本制度等问题做出法治的审视和分析,希望能够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我国即将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以及刑事法治理想的实现做出贡献。     

和谐社会构建中刑法谦抑理念的养成及实现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保障,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关注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法治理念的培育。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刑法谦抑理念在我国的养成应以后发式为基本模式,针对不同社会主体的不同情况确定理念养成的重点、规划不同的具体方案,刑法谦抑实现应遵循从理念培育到原则确立再到制度完善的基本路径完成从理念到现实的嬗变。     

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与文化世俗化的精神轨迹

英国近代思想史中精神祛魅和文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和信仰危机。这场危机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也是19世纪神学意识形态与维多利亚道德的张力运动的结果。诗人、思想家马修.阿诺德的神学救赎方案,实际上是精神祛魅和文化世俗化的最后确证。     

理性化:现代化的本质——韦伯对西方兴起的解读

韦伯认为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由于新教伦理催生的结果。东、西方宗教由于预言和拯救方式的不同 ,西方宗教伦理有助于发展理性行为 ,使世界得以祛魅 ;而东方宗教无法创造出理性生活的方法论。这是东、西方兴衰的原因之一。     

宗教法治的理念、模式与路径研究

宗教法治不仅是全民参与、全社会"互动"的过程,而且政府在"互动"中应发挥协调沟通作用,实现由人治、权治,向法治、从管理到服务、由"制约"向"引导"方面的转化。宗教法治需要对宗教界人士和全体公民开展法治教育,宗教法律在自觉、自律的基础上得到普遍遵守是宗教法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通过宗教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动态管理模式,实现宗教法治管理他律与自律的统一。正确认识和区分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以及宗教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性。尊重习惯与规范行为,处理好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行为之间的关系,制定信教群众、宗教工作者、宗教活动及其场所的行为规范等,是宗教法治理念、模式与路径的必然选择。     

规避与借鉴:法治中国视角下发展乡规民约的理念变迁

乡规民约是由乡民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原则制定并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传统乡规民约曾经作为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蕴含着建设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成分,在一定意义上培养着农民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权利义务意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也存在背离现代法治精神的因素。例如,过于强调自治而漠视国家法律的权威,倡导息讼厌讼理念而抑制人们法律信仰的生成,父权制下的性别歧视冲击着女性权利平等的观念。因此,在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必须对传统乡规民约加以改造和完善,既要吸收借鉴其有益成分,更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基本理念,由国家法对其进行现代法治整合与引导,使其更加契合国家法律和现代法治精神,代表和保护广大村民的共同利益。     

自然的"魅":是"祛"还是"返"?——一种新的视角

人类生存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对自然祛魅的过程,而人类的价值关怀与取向往往与世界的神秘感和人类对它的敬畏感有关。如何解决这对矛盾,使科学知识在为这个世界祛魅并达到人类的目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又不至于冲击人类的价值关怀和取向一直是人们关心和思考的话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现代祛魅世界观产生的原因,并力图在它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成了一种不错的理论和实践尝试,而结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来丰富和发展这种尝试更是可行和合理的。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法治属性

自刑事和解这一新的名词进入法学界的视野后,学界围绕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不同观点。对刑事和解制度法治属性的论证是建立并顺畅运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关键。基于法治理论的阐释,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刑事和解制度贯彻了“有限政府”这一法治原则,满足了“无害正义”这一良法要求,实现了“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     

法治政府的契约理论逻辑

法治是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它主要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法律关系框架而展开。契约作为一种理念,在横向层面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自由、平等、互惠的价值诉求,在纵向层面也蕴含着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所应有的诚信与责任、秩序和效率的政府人格和施政理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为横向和纵向契约理念结合的法治政府提供了应然性的法治逻辑与和谐社会的实践归宿。     

叙事的神圣发生:为神话正名

人类从来就是神话制造者。叙事始于神圣的讲述。现代性对宗教神圣的祛魅导致一个恶果:将神话视为一种低劣的思维方式,让理性的人抛弃神话。结果,失去神话的现代人陷入了科技理性主宰下的困境。为神话正名,需要将其还原到崇拜仪式的神圣语境之中,揭示其心理整合及精神治疗功能——神话能够让我们破碎的、悲惨的世界得以改观,启示我们应对自己内心的危机,找到新的超越可能性。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国内学者从宪政、法治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及法治与政治文明四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国外学者主要从中国法制、法治国家和政治发展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内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还不够完善,必须通过制度化、规则化和文明化,通过政治文化祛魅推动法治进步与政治发展。国外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在于引入了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和法治理念,在培育中国公民社会上下了工夫。然而,他们对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发展方向的解读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圣俗之间：甘地宗教哲学的特征

甘地追求政治宗教化、神圣化,同时强调宗教的实际效用;用现代“理性”观念为传统宗教“祛魅”,又虔诚地坚持有神论信仰;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有利于印度文化发展的“因子”,又对本土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甘地的宗教哲学脱胎于印度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又迥异于当时印度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独特的宗教哲学,是印度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成功典范.     

论公众法治信仰的培育

十八大全面开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当前我国公民法律认知不足、法治情感欠缺,公众整体性缺失法治理性精神,公众法治信仰在习惯于几千年"人治"的社会中举步维艰,直接阻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培育公众法治信仰、增强全民守法意识也就成为十八大之后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政府推动高效的法律运行是培育公众法治信仰的基本途径,法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更新、媒体法治宣传的现代化,对公众法治信仰的培育也有着更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