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及对策

政治资源的流失主要是政府行政人员的素质差、滥用行政权力、行政行为不当、能力欠缺等造成的。要保护好这些资源,就要加强利益整合,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素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府能力;加强制度创新及行政文化建设等。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一个解释框架的尝试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本质上是公众对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认同,公信力资源流失也是基层政治认同流失的过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公众利益实现关联度弱化、乡一村关系行政化对基层民主制度的架空以及农民价值认同的理性化和行动单位的原子化分别构成了后集体化时代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利益、制度和价值认同根源.     

政府知识产权能力解读

政府知识产权能力是指政府依据法定职责,借助于公共权力,通过制定知识产权制度,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创造知识产权,并对其进行管理、保护和运用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知识产权的管理能力、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和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从层次上看,它又可分为知识产权法律规范构建能力、和谐知识产权制度构建能力和知识产权理念构建能力三个层次。     

从街头官僚到公共服务者: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街头官僚是指处于科层组织基层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第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街头官僚的权力来源于其与组织、服务对象以及规则的互动过程.街头官僚影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权力因素主要体现在权力目标越位、权力责任错位、权力监督缺位等方面.为发挥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从官僚走向服务者,必须对街头官僚的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控,促进其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     

基层政府公共决策的价值分析与制度保障

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决策。基层政府的公共决策由于具有服从性与执行性、权力有限性、区域有限性和直接服务性等特点,其决策的伦理向度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效能。因此,分析基层政府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以及制度设计就显得十分必要。     

行政改革中的道德诉求

在政治改革和公共行政的改革中,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但是,中介组织的发展并不是解决政府危机的根本出路,它只是一个随机性和权宜性的解决方案。公共行政的根本性变革取决于其价值的重新确定,其中,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是公共行政的内生价值。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制度及其体制的道德化固然是基本的方面,但是,这种制度和体制无非是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框架,最为关键的还是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只有当行政人员是道德的,他的行为才是公正的,制度和体制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行政人员的道德主要来自于他对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      

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政府行政制度创新--兼论中国政府新公共行政典范的确立

本文界定"政府行政改革"、"国家行政改革"等政府制度创新问题,阐述了重新确立典则规范对现阶段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的决定性意义,指出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公共行政目的、国家政治议程、政府职能、政府公共权力、政府能力等因素直接相关,而提供制度保障、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和有效性,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政府主要的新公共行政典则规范.     

服务型政府中行政人员的伦理思考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服务、为民服务,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而且必须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主要应从行政人员的"公共人"角色、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和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对行政执法中财产权保护的思考——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

财产权是公民用以防御公共权力可能侵犯的基本权利。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观念滞后、借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公民的合法财产、行政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使得财产权利缺乏全面有效的保护。财产权利的保护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实现

民主政治与民主行政在本质上必然是责任政府。政府公共管理权力既有公共性,又具有自利性,是两者的统一。因此,要使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而行使,就需要以责任体制来为公共权力的自利行使限界。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应确立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由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所派生的理念,并确立向人民负责的理念。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责任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根本价值尺度、做到"权为民所用"、推动政府实现诚信,并将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纳入政府责任之中。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被纳入公共财政体制,由过去农民承担的制度外供给变为制度内供给,全国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逐步增加。但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更是难上加难,由此导致了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能力的萎缩,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突出。第二,自上而下的农村供给决策机制尚未改变,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尚未建立,多层级政府决策程序链过长与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多层政府自身的负担与农村农民农业需要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矛盾没有解决。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状况、供给状况分析为基础,针对农村供需之间的具体矛盾,结合中国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及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善治视阈下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深刻影响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把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置于善治语境下进行考察,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厘清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责任框架。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重塑善治政府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当前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重塑善治政府（Good Governance State）的价值理念。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顺时、顺势转变。任何孤立或单项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从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县、乡（镇）连动的结构性改革,建构一个高效廉洁、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体系。     

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为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经济基础、智力支持和文化基础。但是目前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需要。应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责任边界,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提升农民合作能力,推进基层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臃裕＂人员,破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建设四方面着手,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加快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执行碎片化”研究——以城管执法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管的权力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内部视角,发现在基层行政权力不可替代的情况下,由于受到传统“碎片化政府”下的结构惯性、具有制度供给不足和单向依赖的依附性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权力执行中的配合,这使得本应互相配合统一使用的基层行政权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状态,致使大量行政权力难以有效使用。受到权力执行碎片化影响,国家对单个部门资源投入的增加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只能导致内卷化问题。为此,应该通过治理结构和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改进,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资源流失及其对策

新形势下,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资源大量流失,主要表现为执行权威削弱、形象受损、政治参与冷漠等;而利益驱使、文化障碍、制度滞后等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加强利益整合、文化创新、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是防止公共政策执行中政治资源流失的主要对策。     

行政垄断及其法律治理的基本思路

所谓行政垄断，也称超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是指国家行政权力机关或经济管理部门凭借其经济管理权，违法行使职权，排斥、限制、禁止市场竞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从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行政垄断可以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及设立行政公司等形式。行政垄断的危害性主要表现为：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政治秩序的扰乱；败坏了社会风气。行政垄断之所以在我国得以滋长蔓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要反对行政垄断，就要从立法上、司法上以及执法上建立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要依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完善分税制，取消差别待遇，培育多元化的可竞争市场，依法保障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调节作用，保证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法治化。     

公共权力流失问题分析

人们所关注的腐败的焦点,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违背或偏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集团攫取各种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即以公权谋取私利的这一类腐败。这一类腐败的发生包括权与利两个基本方面,两者之中,权力显然处于主导、中心的地位,因而,防止这一类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对公共权力的有效控制,使其运作不背离公共利益目标;而控制权力的关键,是防止公共权力的流失。公共权力流失是指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背离权力应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从依法行使权力的主体流向合法主体之外的个人、集团等社会成员或组织等。公共权力流失虽不会直接导致腐败的发生,但必然导致权力的失控,失控的权力却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因而,掌握公共权力流失的现状、分析流失的原因、探索防止流失的措施,是当前防腐反腐、加强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政府权力悖论下的群体性事件审视

作为政府主导和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政府权力悖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群体性事件高度契合的解释范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悖论的存在和强化,催生“增长主义倾向”的政府,诱使公共权力异化,造成政策冲突,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政治信任的流失,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激化。因此,政府权力悖论的消解是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本。为此,要转换社会改革主体角色,变政府主导型为公众参与型改革模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阻滞政府权力悖论的产生;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形成对政府公共权力的制衡;同时,引入外部制度竞争,形成化解政府权力悖论的压力机制;特别是,必须建构制度生态,形成政府权力悖论消解的长效机制。     

西方国家行政权力的膨胀及其限制

近半个世纪来 ,西方国家行政权力出现了迅速膨胀的态势 ,主要表现在 :政治职能的扩大 ,政府机构的庞大和人员的激增。造成这种现象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而西方国家对这种现象有其相应的限制机制 ,如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 ,新闻媒体的限制、利益群体的限制和社会现实的限制。这使行政权力膨胀和滥用降到最小程度 ,维系了政府机制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