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改政策满意度及森林经营意愿研究——以福建三明宁化县为例

基于福建三明宁化县116户林改户的实地调研问卷,探讨了该区集体林林改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了各相关因素对林改户参与森林经营意愿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愿意参与后续森林经营的比例高于不愿意的比例;而在影响农户后续森林经营意愿的诸因素中,林业收入预期会增加、林地分配是否合理、打工收入是否为家庭主要收入、家庭人口数、有无环保意识是影响农户后续造林意愿的重要因素.     

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6年全国7省共3500户样本农户的调研数据,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林改相关政策、农户家庭林地经营情况3个方面分析了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影响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外出打工人数占家庭劳动力数量比例、户主是否从事与林业相关的经营活动、户主是否干部、户主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林业科技服务需求意愿、森林保险的需求意愿、家庭林地面积对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具有显著影响.     

林区农民对林改政策认知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4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10县400农户对林改政策认知和响应情况的实地调查,将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认知与响应因素分为两大类,应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计量方法对林农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与响应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林改程序相对比较规范民主,但农民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仍然有限;集体林权主体改革实施到位率比较高,但“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配套改革政策实施进度缓慢,农民对配套改革政策实施的响应度不高;农户对林改政策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政策信息渠道是否畅通是影响农户的政策认知与响应程度的关键因素;林改政策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程序透明度是影响农户林改政策认知与响应的又一关键因素.     

南方集体林区林地规模化经营的理论探析

南方集体林区林改以后,林地细碎化问题进一步凸显,森林资源经营主体产生了林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从经济学视角、制度学视角和集体林区特点出发,对南方集体林区林地规模化经营进行了理论分析.从资源属性和制度两个方面探究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南方集体林区林地规模化经营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林地规模化经营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林改后林地规模化经营的推进提供参考.     

作家不会出自没有书的房子里

我站在门口眺望飞扬如烟的尘土。我听说那里仍然有未被砍伐的森林。我穿过几英里长的布满树桩的林地,看见残火未烬。这片我见过的最奇妙的森林已经被彻底毁掉了,     

林权改革、产权结构与农户造林行为——基于江西、福建等5省7县林改政策及415户农户调研数据

对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湖北等省7个重点林业县林改政策(System)进行分析,研究出对农户造林行为有影响的农户产权结构(Structure),并将权利量化后作为自变量对农户是否造林、造林面积和造林投入(Conduct)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绩效评价结果(Performance)。分析结果显示:现行林改政策确实起到激励农户造林的作用,但尚未达到促进农户加大林地投资的程度;不彻底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改革加重和扩大权力寻租的负面影响;现行林权抵押制度未能解决农户造林资金缺口问题。     

乡(镇)林业站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职能定位

在分析乡(镇)林业站建设历程与职能的基础上,针对林改后出现的林农增收与公益林保护,林权分散、资金投入不足与规模经营、扩大再生产,森林粗放式经营与林业产业升级等的矛盾与问题,提出乡(镇)林业站在林改后应调整职能,并从生态公益林的管理与保护性开发利用、商品林的经营、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方面阐述了林改后乡(镇)林业站职能调整的具体内容。     

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一轮林权改革后,福建集体林区林权经营方式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林农对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权.首先主要分析了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特征及问题,进而基于福建省三明市实证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资源质量、林地面积及林改对林业收入、家庭资产和资源利用的影响等因素对农户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在分析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对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效率提升和发展方向提出了对策建议.     

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回顾及政策建议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顾,提出了促进集体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作者认为,虽然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林权纠纷不断、林业金融发展滞后、资本下乡影响农民就业、森林保险短缺、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偏低、林业税费过重等问题,进一步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客观上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林改精神,积极推进林地林木流转,加大林业信贷的政策性扶持力度,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引导林农参加森林保险,积极开展生态林规模化承包试点,减免林业税费,加大林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     

农户对集体林权改革配套措施满意度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集体林权改革是一项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农民护林、管林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其中配套措施在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和将乐县农户为调查对象,选取基础设施和林业宣传等配套措施为主要调查内容。在基础设施方面选取环境卫生和道路建设两个指标,在林业宣传方面选取科技知识、市场信息、病虫害防治、防盗防伐、森林防火5个方面进行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描述性分析,了解农户对各项林改配套措施的满意度;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价农户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措施的总体满意度。结果表明:林改后农户对现状"比较满意"占一半以上,说明农户对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措施较为满意,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服务方面仍然存在较大漏洞,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建议。     

陕北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探析

建国以来,陕北地区虽经土地改革、人民公社、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林业“三定”、“四荒林地”使用权拍卖和近几年的林权流转,但至今仍有40.6%的集体山林保留在乡、村、组等集体组织。在林地经营方面存在集体林直接经济价值不高、林地生产力低,农民承包意愿不强等问题。陕北地区林业要持续发展,必须以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带动荒山造林,对集体林地分类施策,加快林权证发放进度,尽快实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调动全社会参与林业、投资林业的积极性,确保陕北地区林业重点工程减少后,林业投资不减少,林业建设发展的步伐不减慢。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权流转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林权制度前后经过五次大的调整,相应的林权流转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前进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特征,其主要内容是以产权安排为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林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林权市场化流转是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层缺陷的必然选择。林地是林区群众安身立命之本,妥善解决林权流转引发的问题,对于维护林区的社会稳定和林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疆玛纳斯县集体林改对农户营林积极性影响研究

为探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影响,该文对新疆玛纳斯县210户参与林改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出具体影响农户营林积极性的相关因素。其结果表明:受访者文化程度、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林地面积、造林补助、预期改革政策的稳定性、林地灌溉条件是显著影响农户营林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该文得出结论:发展农村教育,完善落实造林补助、税费减免、抚育基金等相关政策,同时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强化林业科技支撑,完善节水灌溉系统,是提高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有效对策。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通过集体林产权制度沿革分析,提出了在新时期赋予林农林地的永久使用权、完善集体林产权委托代理结构和进一步放活集体林经营权以降低林权流转的交易成本等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思路。改革实践表明:通过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林农营林护林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林农收益,盘活了森林资源,促进了村财增加,促进基层单位职能的转变和农村社会和谐。为此,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

集体林地有效流转是实现林业规模效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受土地保障功能的制约,集体林地流转面临着流转成本高、流转意愿低和流转过程复杂等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制度根源在于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无法充分实现。在目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中国应将林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负载于林地所有权之上,通过立法保障集体林地使用权的处分权能和收益权能的充分实现,为集体林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促进集体林地高效流转,并为农村耕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林农合作组织收入分析——以江西为例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虽然林农林地经营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但林地的分散化使得林业经营的规模效应下降。江西是林权改革的试点省份,共有94个示范性林农合作组织。依据从这些组织获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显示：林农合作组织的规模、林权改革制度和林农经营范围对合作组织的收入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政府应鼓励林农合作组织进行规模扩张,给予合作组织资金和财政上的支持,为多种合作组织模式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对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为合作组织向下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建国以来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政策绩效评价——以大别山区的河南省新县为例

林地与耕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建构现代的林地产权制度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每一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影响与制约.而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似乎又是继续沿用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耕地"大包干"的模式.因此,这场改革如同过去的每一项重大举措一样,是成是败还需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现在急于给它下结论为时尚早.     

社区森林资源管理成功的条件——基于福建省沙县两个集体林场的比较研究

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之后,小农户与大市场、林地细碎化与规模化经营、个人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集体经营的重要性重新受到决策者和地方社区的关注。在部分地区,集体管理的森林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呈现出多样化的经营绩效。通过比较成功（L村）和失败经营（Y村）的案例,运用Ostrom、Wade和Agrawal的影响成功公共治理的条件要件,从资源特征、依赖于资源的集体特征、资源特征与集体特征、管理制度细节、资源特征与管理制度的关系和外部环境6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塑造成功集体管理森林的资源、社区和制度条件,从而为我国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提供经验。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开展对于推进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湖北、安徽、河南3省4县市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进行调研,深感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当前,需通过扩大公益林林权改革试点,逐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林权登记制度,推进担保体系建设;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来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