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探析

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目前属于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的一环,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有效性。本文在对国外和地区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理论与模式介绍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进行探析,并从理论和具体制度上提出完善建议。     

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救济渠道单一、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缺乏公正性和严格的程序、特别权利缺乏法律保障等。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被追究行政责任的公务员救济途径的扩大

被追究行政责任的公务员应该享有救济的权利,但我国现有的救济机关缺乏中立性,救济渠道单一,使得公务员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应该通过赋予公务员诉讼的权利,完善行政机关救济途径,建立行政处分听证制度等方式扩大公务员的救济途径。     

我国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之浅析

公务员作为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结合体,其权利及权利救济历来是个重要话题。在我国的公务员法律体系中,作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申诉、控告和仲裁等权利基本上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表现为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程序不规范等方面。因此,只有在完善行政救济的基础上,加强法律保障、构建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构建与保障

2008年国家公务员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机构的专门化,以此为契机,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完善被列为重中之重。公务员退出难是综合原因形成的,有内在制度的缺陷,也有外部环境的因素。在公务员制度的完善方面,应当规范考核、问责制度,推行聘任制,完善提前退休和辞退制度;从外部来说,可以考虑从转变就业观念,改进社会保障,完善权利救济等方面加强对公务员的保障。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论公务员的抵抗权

公务员在担当行政职责的同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确立了全体公务员对于上级错误的决定或命令拥有抵抗之权利,但对于此种权利的行使边界、救济程序并未臻于完善。公务员抵抗权的研究需要从权利基础、权利边界以及权利救济等维度予以立体性的审视。同时,作为行政主体内部完善的有效保障,公务员抵抗权更需要来自立法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民众的正向关注。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试论我国公务员约束与激励机制的不足与完善

公务员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公务员办事的高效率。但是,我国却存在着约束与激励不平衡、分配制度不完善、约束环节薄弱、法律制度不完备等问题,因此,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等相应原则,建立财产申报等相应制度,健全公务员权利救济等相关法律,从而促进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保证我国行政机构的良性运行。     

论我国考核法制实施中的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制,然而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公务员的相关权利并未得到保障,导致公务员考核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激励公务员依法行政、勤勉履职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受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将公务员与国家关系定性为"内部关系"。我国应当完善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理论,重构权利救济机关以保障公务员权利,从而实现"依法治吏"的目的。     

弱势群体权利的公法救济诱因与体系构建

一般而言弱势群体权利保障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话语权,难以影响权利初始分配,享有的权利容易受到侵犯,欠缺必要的救济手段,从公法层面加强救济,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当前公法救济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足,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缺乏专门法律落实宪法相关条文,无行政救济实体法救济程序繁琐,刑事立法未充分考虑救济的复杂性,公法救济模式相互独立缺乏衔接等。构建完善的公法救济体系,应着重从以下方面逐步优化：制定专门救济法律以实践宪法规定,完善行政立法简化行政救济程序,厘清救济的特殊性强化刑法救济,加快融合形成整全的公法救济体系等。唯有如此,才能共同铸造权利保护之网,改善弱势群体权利救济不足的现状。     

信访悖论的成本—效益分析

信访制度尽管备受诘难,却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悖论的深层根源需在成本—效益的分析视阈内得以阐明。因而,强化信访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特征,并将其功能定位为权利救济的补充—过滤机制以及民意表达的启动—监督机制,是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现状,使信访制度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路径。     

论债权的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法治社会实现债权的最好方式。我国公力救济的方式主要有诉讼、仲裁和强制执行。当前我国公力救济中存在着保护范围有限和诉讼成本过高等弊端 ,应通过进一步完善诉讼和执行制度、加大执行力度、拓宽债权私力救济渠道等措施 ,加大债权公力救济的力度。     

论我国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构建——以节约司法资源为视角

作为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自助行为是拓宽权利救济途径、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建立民事自助行为制度具有现实合理性,对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在《民法典》总则中对自助行为作出一般性规定,并在“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中对实施自助行为的条件、方式及限度作出具体规定,将有助于合理构建我国的民事自助行为制度。     

一元还是多元——论家庭暴力女性受害者的权利救济途径

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女性“以暴制暴”的反抗,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公力救济之外出现的一种报复性的私力救济现象。要排除这种非理性的报复,就必须发展和完善受虐妇女的权利救济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完善一方面依靠公力救济对她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制度构建和制度创新实现有组织的权利救济。     

我国动产融资担保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国际经验表明,动产融资担保制度的构建以便捷动产担保交易、提高动产融资效率为目标。以此为标准考量我国相关制度,不足及缺失之处较多。动产担保物的范围应当尽量扩大,相关立法方法应予修正;动产担保权的公示应当建立统一的登记机关,简化登记内容与登记事项;动产担保物上竞存权利之间应依“先公示者优先”确定其优先顺位;动产担保权的实行制度应引进自力救济途径,同时完善公力救济途径。     

行政处分的法律救济

行政处分是指行政主体对违反内部行政法律规范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内部相对人(主要是公务员),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一种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和惩戒措施,它必然会对当事公务员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为了防止行政处分权的滥用和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是必要的。基于在检视行政处分救济理论变迁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对完善我国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     

论我国除权判决与公示催告制度的完善

基于票据的设权性与无因性之统一,其内囊括之实体权利与其外存在之承载介质本在一般条件下密不可分,对介质客体的背书占有是行使票据内在权利之充要条件。但当票据介质未处于实际最后权利人占有的状态,其不仅存在被第三人取得并继续流通的可能,亦会进一步导致实际最后权利人合法利益受损。因此,在进行除权判决时,如何保护实际最后权利人的利益行使,防止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票据被恶意除权后实际最后合法持票人如何实现救济为争议焦点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切入,分析目前我国票据除权判决与公示催告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票据除权之诉的系统立法完善及司法适用提出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