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评析

１９１４年５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杂志。在该杂志上,围绕着对袁世凯帝制的批判,章士钊发展了一套系统的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他以调和论为哲学依据,认为封建专制政治好同恶异,消灭了自己的异体,违背了事物的调和律,必然导致自我毁灭。由此,章士钊具体分析了封建专制毁灭的机理。本文认为,研究章士钊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本人的政治思想,而且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意义。     

自由与平等两种激情的遭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以自由与平等为圭臬的法国革命,却以拿破仑专制而告终.追求自由的结果何以成了独裁政治下平等的仆役?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反思那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可以得出一些答案.大革命中,自由与平等两股激情相互交织,最终平等压倒了自由.自由与平等在大革命中的冲突,并非由于两者学理上的悖论,关键在于法国旧制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专制与浓重的社会平等意识,正是这些使法国人对专制政治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人们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平等--专制下的奴役的平等.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必须铲除专制的根基,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构.     

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宏观上兼评几部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

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鲜有对中华民国的总体性评价。历史向中华民国提出了两重任务: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现民主政治。中华民国虽终止了君主制度,但没有实现民主政治,长达38年的历史仍是一个过渡时期。民主政治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并没有扎根,传统的专制政治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极其牢固,启蒙运动存在局限。专制政治使中华民国三次错过了推进社会近代化的机遇。     

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从中国近代以来政治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始终存在着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中国传统的民本文化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臣民文化;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企图超越民本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近代从西方传入的民主文化对民本文化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本质上是实现政治民主化,而民主化又不能脱离民族化,因此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必然把民主文化与民本文化融合起来,才是理性的选择。     

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初实践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成果,不仅对当时社会的政治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也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试论魏玛民主的专制基础

魏玛共和国是德意志民族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力图规范化、制度化运作的现代民主国家。但是这种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却给专制提供了运作的平台。“魏玛民主”,其实是一种并没有根除专制的民主,是一种以“共和民主”掩饰着的专制。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魏玛宪法,实质上不过是旧专制的护身符。     

论保护少数的权利

多数原则是民主制度所确立的可操作性原则。多数原则所导致的是多数的统治。而多数的统治在民主的历史中,往往导致的是多数的专制,即多数对少数的专制。古希腊的民主制是一种多数专制的民主,现代西方民主在其发展的早期也存在着多数的专制问题,如托克威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指出的美国民主早期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专制也就是对与多数的政见或意见不同的人的专制。对于现代民主的建设,我们不仅要营造一种环境,形成有效多数、真正体现自我意愿的多数,而且要真正保障少数的权利。     

个人主义: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个人主义以社会契约与自然权利为理论工具,批判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学说,提出"人民主权"理论、分权制衡与法治思想,不仅打开通向民主政治的大门,而且为宪政民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保障。     

唐宋之际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以科举制度的局限性为考察线索

唐宋之际,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各种局限。这些局限的存在影响了士阶层与专制政治的合流趋势,使一部分士人对专制政治产生疏离与背叛。虽然统治者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政治与士阶层之间的内在矛盾。     

五四时期民主实践的局限与启示

高呼“民主”的五四时期并没有让民主在中国真正扎根。究其原因,是因为第一,传统专制文化阻碍民主的进程;第二,人们仍然生活在军阀专制统治下;第三,陈独秀等人的民主理论“破”多“立”少;第四,资本主义民主自身的局限。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启示:实施民主要不断清理落后的文化环境;学习西方民主必须深入认识西方文明;选择民主道路要根据本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