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进展述评(2012—2020)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2012—2020年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内涵与特征、培育模式、面临的问题、绩效评价、未来工作优化建议六个方面。当前研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关注较多,对培育制度关注不够;所构建的绩效考核模型较多,对如何实现培育工作绩效治理关注不够;实证研究也多从个体性视角展开,缺乏整体性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并重点关注培育体系中的“政策扶持”环节,以加快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程。     

钱还是面子?——粮农的职业农民意愿分析

职业农民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研究粮农的职业农民意愿具有重要价值。而在中国,职业农民是一个既反映经济属性又反映社会属性的概念,无疑"钱"和"面子"是影响职业农民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江西省1 240份粮农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钱"和"面子"对粮农的职业农民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钱"和"面子"对粮农的职业农民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面子"对粮农的职业农民意愿的影响显著性更强,粮农加入合作社有助于其职业农民意愿的提升。因此,为提高粮农的职业农民意愿,不仅需要保障粮农的种粮收入,而且更需要改善提高当前职业粮农的社会认可度,即让粮农"有面子"。     

“物”视域中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日常生活

生产和消费范式是以＂物＂为视域分析现代性制度和日常生活的两种社会理论范式。集体经济时期,农村制度安排具有＂去商品化＂特征,农民日常生活层面＂神圣化＂和＂去神圣化＂并存。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以＂商品化＂为方向,日常生活中农民则＂双重分化＂。现阶段包括农村公共物品＂去商品化＂等改变＂物＂的供给逻辑的制度实践,对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探索与思考——基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调查

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解决“谁来种地”等现代农业发展核心问题意义重大。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要克服当前职业农民培育中普遍存在的管理体制不畅、动力机制不足、竞争机制欠缺等体制机制障碍,面向用户需求,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然选择。武汉市东西湖区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探索形成的以供给侧改革为特征的“123456”创新模式,具有丰富的借鉴与推广价值。研究表明,明确目标与任务,加强组织与管理,精准选择培育对象,配套跟进扶持政策,对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至关重要。     

谁是职业农民——基于9763名职业农民的调查分析

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力军,2020年,我国职业农民发展到1 700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9.6%。本文基于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9 763名职业农民的调查样本数据,从生产经营类别、地区等维度对职业农民的群体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中情况相比,职业农民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比如男性多、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高、非农户籍多、参训比例高等。相比发达国家农民,我国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务农时间较短。不同生产经营类别和不同地区的职业农民基本特征差异显著,如纯养殖类和经济类作物种植业、东部地区的职业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职业农民的未来发展还面临着农民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土地制度改革和人力资本行业与地区差异等问题。     

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各地方形成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热潮,但是人们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解差异甚大,如有人把新型职业农民理解为"农业工人",有人则理解为农业投资者或农村经纪人,更有人把新型职业农民理解为农业企业经理或农业企业工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片面乃至错误理解不仅误导了职业农民的培育,也对农业的基本经营体制造成威胁,显然是有害的.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了"家庭农场"的概念,于是各地又出现了"招商引资"鼓励资本下乡,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等现象,究竟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什么是家庭农场,二者的关系如何,需要从概念上予以澄清,以避免实际工作的失误.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格伦德曼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在瑞尼尔.格伦德曼看来,要正确理解生态问题首先需要区分自然观中的人类中心视角与生态中心视角。他对人类中心视角表示赞同,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类的兴趣和需要。他对＂生态问题＂做出界定,认为它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结果,技术和组织的复杂性使人类的有意识活动往往不能达到其目的,引起生态问题。他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得以发展和运用的条件展开考察,强调＂支配自然＂概念的转义和＂生产力增长＂的双重含义。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以工业化进程中的厦门市为例

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演变特征,认为当前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投资三方面,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传统土地制度的约束、农村财产交易市场的缺乏和农民理财观念的落后等,提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环境下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是：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益的主要来源;建立健全农村投融资体系以培育农村理财市场;通过＂村资分离＂股份合作构建集体资产的有效管理模式等。     

从家庭经营农民中分化成长出来新型的农业从业人员“新型农民”新论

通过新型农民、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比较,提出新型农业从业人员即新"新型农民"(简称新型农民)的概念,新"新型农民"是随着社会发展,分工分化成长壮大的各种新类型的农业从业人员。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农民的类型、农业专业化、农民职业化、新型农民首先实现区域、新型农民培养对象和土地租赁或者自有等热点问题,最后指出新型农民的发展要尊重农民和基础的自主性。     

论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

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主要表现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从内生动力来看,这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从外生动力来看,这是党和国家对农民发展的要求。这两种动力的启动与有效运作可以促进农民教育朝着有利于农民个人发展、有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良性方向发展。     

中国农户农业投资的低水平饱和现象及其成因

基于农户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呈“倒U型”关系、与农业经营效益呈负相关关系这两个反常现象,认为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存在低水平饱和的问题。收入水平较高时农业投资的下降趋势,是由非农收入的负贡献引起的;农户农业投资水平与农业经营效益呈现负相关,则是由非农经营效益较高、农业生产中资本的低水平过密化及各地区间条件存在差异等因素导致。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协作、互助和共生的重要途径。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竞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我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纯粹的“原子化”农民是不存在的,农村分户经营的农民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合作,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合作亦日益加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政府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他们合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中共早期领导人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之比较——以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的农民思想为例

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都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三者的农民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三者在对农民运动的总体认识、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农民的指导思想三个层面存在共识,三者的差异性体现在研究方法、理论运用及革命道路选择这三个主要区别上。比较和分析三者在农民思想方面的认识,可以引发对农民问题的现实思考,为当前农民的政治现代化、社会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等提供启示。     

论新农村建设主导与主体的良性互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性功能的发挥应该是互动的。政府主导是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富有主体性的农民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载体和决定性因素。实现新农村建设主导与主体的良性互动，须遵循以民为本、职责明确及多元化原则，构建市场型政府，并不断增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鉴于此,文章首先从农民现状及存在问题、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住问题、新型农民培养的对策和途径问题等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问题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问题仍需要进一步从总体上加以研究和解决的结论。     

农民合作的变迁及其现实困境——基于湘南A村的调查

湘南A村农民合作经历了从传统的互助合作以及宗族组织的合作到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合作,再到主要是基于经济关系的合作,且合作领域和频率日趋减少并最终陷入合作难的困境的历史变迁。农民合作困境的缘由在于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职能的弱化、小农经营的消极影响、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农民＂搭便车＂心理的驱使。     

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证研究——以山西永济市栲栳镇为例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开展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并对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培育新型农民、缓解就业压力、保证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长远而重大的现实意义。各级党委政府应以严肃而客观的态度对待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并采取有效措施对其不足之处予以改进和完善。因此,对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分析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山西省永济市栲栳镇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真实缩影,其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践具有普遍的示范作用和启示意义。通过对栲栳镇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的详细分析,客观指出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利与不利的环境与因素、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进而提出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措施,可以为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实施这一政策提供科学的现实参照和政策依据。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