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四类分子”子女题材小说的价值困惑

阶级话语不但使"四类分子"们成为乡土社会的劣等人群,还迫使他们的子女们在成长过程中饱受苦难,形成他们的怨恨情结。虽然1979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对四类分子子女们的政策歧视,但是怨恨情结使得他们寻求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双重补偿,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叙述他们的怨恨情结,对文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怨恨叙述表面上是梳理阶级话语在当下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应该是反思阶级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为社会的整合提供思想资源,以文学的方式整合集体记忆,建构新的价值观。然而,由于人们长期受左翼文学以来僵化思维的影响,无形中把阶级话语与国家话语合二为一,不敢亦不能反省阶级话语的来龙去脉。在怨恨叙述中,我们看到作家或者受僵化思维的禁锢,以国家认同压抑了怨恨叙述的反省力度;或者为了避免前者的局限,以漠视国家话语和割裂历史的方式来叙述阶级话语带来的怨恨记忆,造成了社会伦理的混乱与个体道德的虚无化。这恰恰反映了文学在僵化思维的长期禁锢下因无法回答现实问题而形成的价值困惑。     

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及演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正发端，本质上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也是由文学观念的性质所决定的，为政治、为人生。为艺术成为本世纪文学观念多元构成中的三大基本线索。围绕这三种基本观念，我国文坛上一直贯穿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话语论争。     

文学流派:一个逐渐陌生的文学话题——关于文学流派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流派。考察这些文学流派形成的轨迹可以发现,文学流派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即现当代文学)发展中走了一条由自觉形成到非自觉形成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文坛上再未形成和出现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流派在当代文坛已逐渐成为一个陌生的文学话题。文学的世俗化、作家的自我膨胀心态、网络文学的自由开放,以及文学讨论与批评的弱化是文学流派在当今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异端·流浪·新流氓主义——从新的角度探索创造社群体特性

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向来是争议纷纭的文学群体,郭沫若、周全平等皆不同时期的同人皆以文坛现壮的破坏者自居,异端、流浪不仅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更是他们自觉的选择,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恶魔诗人的呼唤一脉相承.作为斗争策略和文学话语表达形式,异端、流浪与新流氓主义已经成为探索创造社这一文学团体无法回避的话题.     

论文学理论中国话语建构的起点问题——以对“正能量”一词的质疑和反思为例

建构文学理论中国话语的起点在于恰当的文学概念与术语的使用。正能量作为一个物理学术语,追求精确性的特质使其无法对诗性的中国文学以及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准确表述,因而不是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正气才是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因为它源于《周易》中的"气"概念,经曹丕、刘邵、刘勰、苏轼等文学家阐释发挥,最终在文天祥《正气歌》中定型。这启示我们,只有使用恰当的文学术语,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才能形成。     

关于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问题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随着国家形态的嬗变而传承演进.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侵凌的逼促下,文学中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话语,辛亥革命以后,更是具备了现代色彩.五四时期,文学中的国家话语并没有因为个性高张而中止,而是随着五四爱国运动以及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发生,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直接描写历史事件,国家问题的背景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国体的认同,同阶级话语、社会话语的交织.     

在经典与现代之间──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双重话语权力的形成进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是一股被人们称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所引起的震荡。对这股小说创作潮流的性质认定和价值评价，众说纷坛。尽管各种意见的分歧和对立十分复杂，但我们却不难看到，隐含在这些分歧和对立的意见背后，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现实主义话语权力的角逐。虽然二者基本的出发点和共同的话语资源都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但一者是源于十九世纪原创的经典现实主义，一者是源于二十世纪发展了的现代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时间域也是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即…     

"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

"大众话语"的核心内涵是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一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而来,它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解放区文坛生成后,成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话语.     

作家心态张力与文学演进

中国当代作家的。动态张力有一条颇有意味的变化轨迹。它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承与演进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观察点。创作是作家个人化的劳动。然而，任何个人都不能凭个人自身确立，个人永远与“他者”同在，个人永远在某种关系里。作家更是如此，其心态永远处于个人与环境的张力之中。这环境，更多的是政治、文化、文学氛围。这张力则是心态张力。大而言之，中国当代作家的。动态张力出现过三种形态。其一，个人感受与阶级话语之间的张力。1949年以后，新兴的无产阶级成了国家话语的中心，自然要求文学创作必须符合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共同体…     

人类艺苑一道亮丽的自然生态景观

本文指出20世纪下半期的苏联文坛,生态题材的作品之多,作家探索面之广,作品内容之丰富,堪称当代世界文学之最,成为人类艺苑的一道亮丽景观。     

幻化虚构的艺术力量——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作家,在社会性强、哲理倾向突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明显地融入非现实的虚拟性艺术,以神话、民间传说、幻想、梦幻、科幻等艺术形式构思作品情节、塑造人物,打破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构成具有虚幻特征的艺术情境,表现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揭示理性的思想观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幻化虚构艺术既与以变形、怪诞为表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也与西方文坛非虚构文学思潮不同。艾特玛托夫等苏联作家运用的主要是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他们对虚拟性艺术的运用是为了强化现实思想的表达。苏联文学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当今世界文学艺术的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经验。同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艺术,改变了以往苏联文学艺术创作手法比较单一的现象,使苏联文学朝着多元化艺术创作方向发展,这在俄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创新开拓意义。     

试论苏联文艺对土改文学的影响

苏联影响是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发生的不可忽视因素。从宏观上来讲,中共承袭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土改文学成为推动土改的宣传手段,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从文本角度来看,土改文学在主题、框架、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受到了苏联文艺的影响。     

夏衍对菊池宽《戏曲研究》的翻译——夏衍翻译活动的开端

夏衍的名字虽然与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他最初却是从外国文学的翻译踏入文坛,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对日本著名剧作家菊池宽的戏剧理论著作《戏曲研究》的翻译,又是夏衍整个翻译活动的起点。本文主要从夏衍对这第一部译著从选题的目的、意义以及对以后走上戏剧创作道路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回顾与展望--反思前苏联文艺学及对中国文艺学自身发展的建议

本文对前苏联文艺学加以反思,并对中国文艺学的自身发展提出建议。     

黄药眠的“生活实践”文艺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黄药眠冲破了前苏联文论的教条化倾向,提出了"生活实践"论的文艺观.他认为美的对象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的立场去显现出来的".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不同,对统一各个对象的美的判断也就不同.黄药眠在谈到自然美的时候,并不承认有单纯的自然美,认为文学描写自然形象的时候,常常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的是人的境界,人的感觉和理想.民族传统也是客观存在,是美与艺术的第二根源,是使美成为美的深层原因.在注重文艺的客观性同时,他强调"作家个人的具体感受"、作家的"主观世界"、作家的"创作心理",认为时代的和阶级的东西是不能直接宣讲出来的,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全部的经验和体验以及全部的智慧才能进行创造.他意识到单一的认识论,即"存在-意识"的二项关系式,不能解决全部文学问题,而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论和价值论对于文学艺术问题更具有阐释力,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     

论《小说月报》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革,不但反映了一份杂志在新旧共存、文白互争的民初的最后命运,而且,作为民初文学的一个典型个案,它也反映了整个民初文学融入新文学的途径:那就是革命式的改革。这一革命式的改革发生的直接根源就在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包括整个民初文学,虽然一直在做着种种新变的努力,但是,它们并没有以理性的自主的追求建立起足以构成新文学因素的现代性。以传达的基本精神、使用的文体以及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关系为基本衡量尺度的考察表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仍然属于旧文学的范畴,它只能通过革命式的改革而融入现代文学。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当代的价值与启示

在世界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重新发现一个多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性的理论准确地预测并指导着人们的实践,自苏东剧变后受到冷遇的马克思主义再次被世人正视。文章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当今国内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这些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

古代作家名望和影响力的大小,除了自身文学成就的高低之外,还有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李清照和朱淑真,文学成就旗鼓相当,但在南宋时期,李清照名满天下,诗词版本传刻甚多,而朱淑真却寂寞无闻,作品传播有限.原因是李清照具有良好的家庭和文坛背景.而朱淑真是在封闭的家庭环境中创作,没有任何文坛大腕为之榆扬举荐,所以她的作品无法进入主流文坛和上层社会,无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到了明代,朱淑真诗集传刻渐广,声誉日隆,开始与李清照齐名并称,特别是在民间通俗文化圈,李清照和朱淑真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文化名流,但也受到封建文人的指责批评.     

文学批评·性别民主·视角主义的话语生产——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文本等同于其它政治性社会文本;文学批评需要多视角地在多个层面中展开,但是批评实践要坚持文学本位,不能忽视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之独特性;通过对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析,可以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富有鲜明视角主义特征的方法之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一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