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刘攽

刘攽,北宋著名史学家。他一生潜心于史学,治学严谨,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但他为人幽默风趣。刘攽与学士孙觉、孙洙交好。一次,孙洙向刘攽求书法,刘攽写好后,便派小吏送过去。孰料小吏张冠李戴,送给了孙觉。孙洙求而未得,不免催问。刘攽觉得奇怪,不是送去了吗?一问才知,小吏把该送孙洙的送给了孙觉,此孙学士非彼孙学士。刘攽对小吏说:"你不知道靠胡须区分两位孙学士吗?"     

开眼

【逸趣】 大风起兮眉飞扬 刘攽晚年得了风疾,须眉脱落,鼻梁也塌了。一天苏轼会同几个朋友来访,席间众人引用古人诗联相戏,苏轼看了一眼刘攽,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众人闻言无不大笑,刘攽则独自惆怅不已。     

刘弇年谱

刘弇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批评家,著<龙云集>三十二卷传世.其诗文,被历代名家所选编.其文学批评对历代文学思想影响很大.本年谱对刘弇一生的交游、仕宦、作品写作年代等作了初步的勾勒.     

寇准文学交游考略

寇准是宋初＂晚唐体＂诗风的代表诗人之一,由于他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而文学交游的范围非常广阔。根据交游对象身份地位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在朝官员、在野人士以及出家僧人三类。研究寇准的文学交游,对研究寇准的诗歌创作很有帮助。     

王闿运京师之行、交游雅集及著述考述

晚清名士王闿运曾先后四次至京城,其中两次在其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其他两次通过诗文集、年谱和他人日记可以考知。通过对王闿运四次京师之行、交游及宴集的考证和梳理,可以发现,每次北上的背景、缘由,在京师逗留期间的交游宴集对象及著述内容,都对王闿运的文学活动有一定作用和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京城"对晚清士人的向心力和文化意蕴。     

乾嘉之际女性作家的文学交游关系及其意义——以骆绮兰为例

乾嘉之际,女性文学圈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闺秀作家的从师行为与结社活动.女性拜男性文士为师并且作为文学群体出现于公共领域,可以说标志着女性文学逐渐突破其家族性而强化了社会性.闺秀作家骆绮兰的文学交游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随园女弟子,她通过袁枚等名士获取文学声誉并构建广阔的社交网.她甚至自由地走出闺阁与各界人物交流.同时,她还与各地的闺秀作家结社.其女性社团并不过多依靠男性"援助者"提供的人际关系而形成.这一切都说明此时女性作家自己已开始寻找途径与外界沟通.当然,骆绮兰所代表的女性文学活动的新模式当时并未得到全面认同.     

从陈宝琛文坛交游看其文学创作

末代帝师陈宝琛是"同光体"著名诗人,一生交游广泛,交游对象集中在政坛和文坛,文坛主要交游对象有谢章铤、陈衍、郑孝胥、何振岱、林纾等人.文坛交游对其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谢章铤在诗词方面对其有所启蒙,陈衍诗论指导其诗作日渐成熟,与郑孝胥切磋诗艺促使其诗越发精密,具有了一定影响力,最终在光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抒情主义诗学传统与前期创造社文学的感伤情调

＂感伤＂情调作为前期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情感氛围,普遍地弥散于其文学创作中。就其创作的传统文学资源而言,中国文学内部源远流长的主情主义诗学传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作家们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对＂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习惯和＂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的反拨,铸就了其作品感伤的现代新质;对儒家参与精神和忧患意识的传承以及对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作风的刻意模仿,进一步促成了创造社文学浪漫感伤的气质风度。     

李清照与宋代学士文化交游考

文人的交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李清照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文化交游活动足足伴随了她的一生，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她的文学创作。在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中，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才华受到大学士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大力褒奖，并和同时代的很多学士都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李清照文采的流布、诗名的拓展以及诗词的传播，其根本助力都离不开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     

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考

刘禹锡、柳宗元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的始年,学术界要么漠视,要么避而不谈,实在绕不过去则存疑,则云早年交游无考,如为这些诗人作年谱、编年笺注的朱金城、卞孝萱、陶敏、施子愉等,大致不外乎这几种情况。但事实上,对这段历史中的人事关系作一个精细的梳理后,便能发现,刘、柳与元、白的交游始年当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考定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在贞元十九年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点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贞元、永贞、元和之际当时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是对元、白早年的政治态度和倾向,能够得出新的定位和思考。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庾信交游资料考辨

庾信一生交游广阔,与南北朝众多文士都有交游唱和。关于庾信交游的研究,只有少数论著和论文有所涉及。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庾信交游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结合庾信的生平、创作情况和相关史料记载,对庾信作品中出现的颇有争议的＂徐报使＂、＂裴仪同＂、＂何仪同＂、＂薛文学＂等交游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才能进一步理清庾信与徐陵、裴政、何妥、薛道衡的交游情况,更准确地解读庾信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     

晚唐“三十六体”到底是指什么

文学界有＂三十六体＂之说法,但历来有不同理解。刘昫在《旧唐书》中提出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是＂三十六体＂这一文学概念产生的前提和因子,宋祁在《新唐书》中＂三十六体＂之提法是这一问题引起关注的转折,而将其确定在骈文方面实际是对刘昫提法的一种解读,不应看作误读。＂三十六体＂并称的出现,最大可能是三人在诗文中大量用典和使用艳丽古涩辞藻的文学倾向,而这种倾向在骈文及艳情诗中都有表现。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王氏之死》

《王氏之死》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一部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史学著作。《王氏之死》并非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的堆积,既有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与官方记录,也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形成互文、交流、协商的态势;史景迁对蒲松龄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引用无疑也为其历史叙事增添了很强的文学色彩,同时又加入主观的想象与推理,这样其历史叙事就具有了典型的文学叙事特征,凸显了隐藏在文学中的社会存在与话语。     

王安石建构“春秋学”的交游策略

透过王安石的早年交游,可以发现:一是他基于"太原王氏"后裔的宗法情结,常与王令、王回、王晳、王曙王益柔父子等同姓交往,主动吸纳同宗"家学"系统中的"春秋"养分;二是他任职地方,在政治边缘地带以中下级官员身份,广接孙觉、常秩、丁宝臣等"春秋学人"。日经磨砺,他基本建成一种"反正"宋初主流"春秋学"(以孙复为代表)的"王氏春秋学"。不过,由于缺失政治、知识和话语策略的综合支撑,"王氏春秋学"对于后起的"断烂朝报""黜《春秋》"等政治谣传,皆不能形成有力防卫、抗辩和强势反击,以至于真实的"王氏春秋学史"也终被埋没无踪。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寒士文学作家鲍照既悲且苦的范型特征

寒士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寒士文学自两晋南北朝开始兴盛,至元明时期一度发展为时代文学的主导力量。刘宋朝寒士鲍照的人生、创作等方面特征明显,代表性强,且生活时代较早,堪称寒士文学的一大范型作家。鲍照有治平理想但无法实现,同情和关注劳动人民的疾苦,关爱亲人,其人生坎坷流离,个性执著,人格分裂。鲍照一生忧国忧民,锲而不舍,最终死于乱军中,为＂既悲且苦＂的悲剧性寒士作家的范型。     

《王遹墓志铭》考释

王遹是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氏一族与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在文学、姻亲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新出土的<王遹墓志铭>为研究苏、王两家族关系、北宋科举制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杜甫与柏茂琳交游考论——兼释证《览镜呈柏中丞》等诗题旨

永泰二年（766年）春末夏初,杜甫作客夔州,与当地主人柏茂琳有过交游,并写下《览镜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等诗作。仇兆鳌认为此等诗歌是杜公＂有望于中丞＂,朱东润先生则直接批判＂这实在不是诗而是乞丐口中的《莲花落》＂,从而认为＂诗人堕落成新兴军阀的帮闲＂。杜甫与柏茂琳交游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学者对此尚无研究。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整理,对上述交游作品的题旨详加释证,纠正过往谀颂之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杜甫与柏茂琳交游之始末,这对了解杜甫寄食状态下的人格和创作有重要帮助。     

朱熹再传弟子冯去非家世及交游考

朱子学在江西的流传发展并不均衡,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性,南康是其中心地带。都昌县与军治星子隔鄱湖相望,理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以朱门四友最为著名。冯氏家族深受朱子学的启迪与熏陶,同时也为阐释和传播朱子学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师承之外,冯去非的家学渊源和交游互动是其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冯去非亲传其父冯椅,以朱熹为宗,兄弟四人相互激励,各有建树;仕宦、诗文、释道等交游圈熏陶了冯去非的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等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