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王闿运研究述略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近年来对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生平和交游、学术思想、教育活动、以及史料的整理和挖掘方面都有很大进展;但就研究状况看,在对其某些领域的研究仍有展拓空间,有待深入。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王闿运与《湘绮楼笺启》评介

历史人物留存的书信是了解当事人所生活的时代风貌,生平事迹,并对之进行评价的重要资料.《湘绮楼笺启》是进入中年后的晚清名士王闿运二十年间所写书信的汇编,比较真实地记录了王□运治学严谨,关心国事,热心人才培养的不平凡的一生功绩.     

凄婉、悲音、悲情、清艳——王闿运词学思想新探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文坛巨匠,王闿运词学思想亦于常州词派独占坛坫之时另辟蹊径,以五代北宋词学为宗,选词尤为推崇五代李煜、宋代李清照等凄婉、悲音、悲情的词作,评词常以"清艳"为准的,回归五代词体观念。闿运词学思想的出现,可以唤起更多词人重新审视词体,跳出常州词派的束缚,回归词体发展初期。     

曲直自有后人评说——读《湘军志》与《湘军记》

王闿运写的《湘军志》与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同是记述湘军的史书,但由于撰者的态度有别,出书后受到的待遇也根本不同:王闿运受到当事者的恶毒攻击,《湘军志》遭到毁版的厄运;而王定安和《湘军记》则受到当事人的优礼待遇和吹捧。然而,史书的价值要由历史来评判,百年以来,二者受到的后人评说,和当时当事者就完全两样了。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失败后,湘军统帅曾国藩自以为功在自己创办的湘军,故此打算修一部湘军史志,自表功烈。然而,志书议而未编,他就死去了。光绪初年,其子曾纪泽依照他的遗愿,把修志任务交给了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王闿运自1877年至1881年撰成《湘军志》。可是,当曾国荃等与湘军有关者看到初版的《湘军志》时,皆大为震怒,其中尤以曾国荃、郭嵩焘反对最力。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郭嵩焘攻击《湘军志》是“诬谤之书”,追索其版     

王闿运政治思想述论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王闿运政治思想缺乏研究.虽然王闿运在政治上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总的来说,王闿运植根于封建思想文化土壤,盲目地排斥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反对创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改革政治制度,反对民主革命,是封建保守派绅士的典型代表.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同治四年以后,王闿运的思想较前期显得更为豁达.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出现了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的变化.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氏人格的体认一样,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相对应.     

论王闿运的诗歌中的纵横家思想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王闿运既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全国著名的纵横家。“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的《湘绮楼诗集》记载了王闿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活动,并使王闿运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艺风老人日记》(影印本)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

《艺风老人日记》为我校图书馆藏善本丛书之一,已由我校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自戊子年(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三月至己未年(公元1919年)十月共32年的日记。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年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丙子科)进士。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历主南菁,锺山、龙城等书院,并创办南京高等学堂、江南及京师图书馆,任京师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是著名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日记主要反映缪荃孙后半生的交游和学术活动。不仅记载了他在有关金石的访求摹拓、版本的鉴识流传、古籍的丛编刊行、史传方志的定目编纂等方面的活动,并记载下创办南京高等学堂、赴日考察办学情况,以及建立江南和京师图书馆的具体经过。为研究晚清至民初的学术史,教育史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     

论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及其模仿观

王闿运在五言诗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魏晋诗歌的模仿,他的模仿观建立在对诗有“家数”“格调”的认识基础上,王闿运平生模仿最为用力的是其所谓的谢诗格调。他对于魏晋诗歌除了对原诗词句层面的模仿外,更为重视模仿诗歌的写作技法。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行为在五四时期招致很多非议与批评,他模仿的宗旨其实是为了探究诗歌的“古式”与古法,最终是为了“治心”和修养自己的心性,与受强调创新的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五四时期文学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     

王闿运的人生落寞与逍遥

在晚清湖湘学人中,王闿运以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与乐极逍遥的人生态度而别具一格.与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他也曾希望通过科举或入幕实现他经世致用的理想,但却处处碰壁.在人生落寞之余,一直不改的是他逍遥的人生态度,这突出表现在他与当朝权贵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学术风格以及他对待新生事物看法的转变之上.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