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析评

“福利国家”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大发展。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大众为争取各种社会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和改良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但这一政策近年来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尽管“福利国家”政策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的一种改良措施,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超越“奥菲悖论”： 社会投资理念的兴起与转变———兼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

“奥菲悖论”已困扰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其一直陷入“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非商品化—劳动力再商品化”的矛盾循环之中。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福利国家所掀起的以社会投资理念为核心的改革热潮中,福利国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自身能力的开发、积累与激活,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奥菲悖论”所设下的迷局。通过借鉴西方的社会投资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应聚焦于转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并着重构建儿童与家庭福利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体两翼”的现代社会政策路径。     

当前中国社会福利依赖现象与反福利依赖社会政策的介入

福利依赖一直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福利国家面临并竭力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国大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福利依赖问题,并开始影响社会公平和效率。文章分析福利依赖的成因,探讨和研究社会政策介入反福利依赖、帮助福利依赖者提高自助能力,努力促进提高社会福利的使用效果,增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略论新社会风险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

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产生了许多新发展,而现代社会的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风险与危机。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不仅给社会政策理论带来了新的转变,而且对各国的福利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工业国家都开始强调在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福利保障制度原则,加强社会包容,建立一个以应对“新社会风险”为主的福利国家。基于此,研究新社会风险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新动向,而且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也将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借鉴。     

社区照顾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自西方福利国家发生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将社区照顾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方法加以推广,社区照顾逐渐成为输送社会福利服务的主流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一个发展方向,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本文根据国外经验和中国传统福利思想与当前改革实践,对社区照顾与正在进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做了一个初步探讨。      

当代美国的社会政治哲学

在研究当代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时,重要的是应考察里根主义即里根总统的政治和经济方针。80年代——美国共和党掌权和保守思潮席卷整个西方的年代——成了社会政治力量重新意识形态化和强化的时期。对“普遍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纲领产生了不满情绪,     

社会投资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被广泛地论述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本文考察这一波改革的理论叙事与政策实践,检视福利国家调适的性质与影响。通过激活个体能力和自理责任以及开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社会投资政策致力于因应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风险,适应21世纪竞争性的知识经济形态。尽管与福利紧缩时期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积极的社会投资并未能根治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结构矛盾,并不足以带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范式变化。这一导向的改革政策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的不平等、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强化了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再商品化,因而毋宁是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从理论上廓清这场改革的性质,也可以为中国福利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规范性反思。     

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社区照顾：西方国家老年福利服务的选择

社会福利服务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制度和满足人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主要用以解决人们的各种日常社会生活问题,特别有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及其特殊需要的满足。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各国,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普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支出控制成为了政府的主要议题。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老年福利服务也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作为其中的一个解决手段,社区照顾成为了西方各国老年福利服务的必然选择。     

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政策在我国的应用——以服义务兵役大学生为实验对象

大学生选择当兵尽义务,国家给予一定的教育福利政策作为回报.构建以资产为基础的大学生入伍福利保障政策,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入伍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实现国家针对大学生人群所制定的福利政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对国家、社会的发展产生多重的推动作用.     

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

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中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有其现实意义。     

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两党政治纲领演变的基础 ,对此后 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曾一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使其纲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从而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脱离中国实际 ,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使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纲领 ,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通过对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 ,总结国共两党最初政纲的异同点 ,探讨两党纲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公共政策导向与文化存亡

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目标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明确的导向功能,这种导向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社会文化的引导和规范。现代性带来的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致使社会文化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如全球化冲击带来西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和消解,政治民主化过程导致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侵蚀,市场法则导致文化超越性价值沦丧。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关注文化的发展和消亡,从文化本身的特点出发,确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策略,以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良性运行。     

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监控机制：困境与创新

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监控机制,对实现社会保障的政策目标,保证社会保障政策正常运行和维护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权益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监控机制存在的困境主要有：监控组织机构缺乏统一性、层次性和独立性,法制化程度低,监控有偏差,立法、司法和社会监督薄弱,监控人员专业化水平低,监控手段和监控方法单一不科学。今后需在明确监控原则,建立全方位的监控体系,推进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司法和社会监督,明确监控目标和监控标准,加强危机预警监控等方面进行创新。     

对理性主义发展观的重新审视和超越

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基本信条可以概括为:(1)人类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类理性的进步;(2)人类理性就是在牛顿的物理学探究中得以典型体现的理解和探究能力,在方法和逻辑上体现为自然科学方法,它是人类知识探究的统一方法;(3)理性的进步(或知识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全面进步,知识的进步势必导致道德进步。这些基本信条貌似有理,实际上在其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险。对理性主义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及超越,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具有借鉴意义。     

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核心能力及其培育策略

反贫困既是专业社会工作历史上关注的焦点,更是当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不仅更新了扶贫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模式,更促进了扶贫社会政策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者的本土化创新、多元化协调、制度化保障、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的价值理念层面,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的知识层面,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的实务技术层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

农村社会救助不仅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策性举措,而且是改善农村民生、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先后经历了探索阶段、缓滞阶段、改革阶段、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即政策顶层设计从粗犷走向精细、政策实施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策目标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政策格局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实现了政策制定理念与时俱进、促进了新旧政策整体转型、维护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救助机制不断完善;从中概括的基本经验有:坚持救助政策与经济体制相适应、注重救助主体多元化、突出救助政策综合性、强调“输血”与“造血”并举。从现实出发,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存在着救助资源短缺、相关法律欠缺、基层力量薄弱、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迫切需要稳定救助资源供给、推进法制化进程、增强基层执行力、促进信息化建设,以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成效,保障困难农民共享美好生活。     

回族禁忌习俗及其社会功能

回族禁忌习俗是回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禁忌主要来源于回族先民文化、伊斯兰文化 ,并受到其它民族文化的影响。回族禁忌具有制约人的行为 ,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 ,维护和规范家庭、社会生活秩序的功能     

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

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其发展程度是衡量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重点分析了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发展层次不高、外商投资比重较低等问题,并提出促进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