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再辨析——兼答复一种反批评的意见

 　
　　摘要：  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要理解其变革性与具体规定性。把“实践”概念泛化,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本意。“实践”不能作为“本体”,作为“存在”之源。马克思的实践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将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用实践论阐释“人生在世”是不妥当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就容易将存在虚无化、客体实践化、主体生存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当使辩证法和唯物论得到彻底的贯彻。     

《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以解决古籍中的疑难问题,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本文为用此方法解决《论语》疑难词语的若干例子。《为政篇》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忧孝子之意;因为《论语》时代的语料中,“主语＋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句”,其主语全都是施事主语,未见一例是受事主语。《八佾篇》之“其如示诸斯乎”的“示”是“指示”之意,而非假借为“置”;“示”和“置”带宾语的情况表明“示”如字读较为恰当。《里仁篇》之“劳而不怨”的“劳”是“勤苦”之意而非“忧”意,因为那时“劳”并无“忧”的义位。《雍也篇》之“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为汶水两岸而非汶水之北,先秦典籍中凡言某水上均指该水两岸。《子罕篇》之“空空如也”的“空空”是叠音形容词而非形容词叠用,即是所谓连绵词,同“悾悾”,而非“什么都没有”;因为形容词叠用的语法形式表达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在《论语》时代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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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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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日本的中国认识探析——以《世界之日本》杂志为中心

       摘要：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也使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高潮,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支那保全论”、“支那瓜分论”两种对华政策。虽然两种政策在主张攫取最大在华利益上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两种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基于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及中国形势的不同认识。“保全论”和“瓜分论”之外,所谓第三种对华政策“日清同盟论”也曾昙花一现,成为当时日本朝野议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对于陷入严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中国,日本言论界和政界从“社会凝聚力”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衰弱的原因所在。特别是政界重镇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认识,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政局的发展与变化。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论南宋台州地域文化传统的重建

 从东晋至北宋,台州一直以“仙源佛窟”著称,地域文化主流是佛道二教。台州山水成为文学家笔下常见的题材,神仙人物、灵异古迹、紫烟青藤、寺庙宫观、奇峰异岭,往往是唐宋士人“天台想象”的核心。自北宋中后期起,儒学（主要是胡瑗春秋学）开始在台州传播;南渡后,大批北方士大夫流寓台州,他们在此地兴学校、建乡祠、整理乡邦文献、与当地学者切磋学术,诗歌唱和,将儒学（主要是二程理学）带到台州。由此,台州地域文化由“仙佛之国”向“海滨邹鲁”转变。
      

《说文解字》“轚”篆考疑

传本《说文解字》包含相当数量的后人增附字。从顾野王《玉篇》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来看,二氏所见《说文解字》并未收录“轚”篆。而仅见于《毛诗》《周礼》及《谷梁传》三部经典的“轚”字原本皆当作“击（擊）”,传世版本或作“轚”,乃后起换旁字,也表明因训解“六艺群书之诂”而撰作的《说文解字》不收“轚”篆不足为奇。有些学者将“击”视为“轚”之假借字,其实是被传本《说文解字》所误导,不可遵从。     

对《老学庵续笔记》真伪的质疑

《老学庵续笔记》未在绍定元年和《老学庵笔记》一起刊刻,《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中也未见著录,很可能是1345年以后由其他人伪托陆游所作。“续笔记”中的4则--“白打”、“退红”、“王元之诗”、“刘太简荐苏洵”都存在明显的错漏。“白打”是蹴鞠游戏中的一种,宋代非常流行,而“续笔记”的作者却不知晓;“退红”是染色的意思,且陆游本人也在诗歌创作中使用过“退红”这个词,而“续笔记”却误解为“粉红色”;“续笔记”作者对王元之诗中“和莺吹折数枝花”一句之理解胶柱鼓瑟且极为浅陋;另外“续笔记”还将“雷太简”误为“刘太简”,并对苏轼父子妄加批评。“续笔记”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平较低,且与陆游本人的诗作和生平有矛盾之处,当系伪作。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今人点校的《老学庵笔记》一书,未能对“续笔记”的真伪加以甄别,应属失误。     

天地大美贲饰有道——论《周易》贲卦的美学意蕴

《周易》贲卦,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古代美学思想之蕴涵。历代学者所分析的《贲》卦中象数、义理内涵,涉及美学范畴者颇多,而其中关于“天文”与“人文”的会通,“白贲无咎”与“绘事后素”的联系,以及由《贲》卦引发出的“文”“质”关系的论述,构成了传统美学观念中“文饰之道”的思想要素。     

《诗品》作者考之二

《诗品》“纤秾”包含“纤”、“秾”两端,但《纤秾》一品行文并未明确这两端的意义。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无名氏《唐司空图诗品详注》对“纤秾”的解释并不到位,而日本学者太田兵三郎则注意到了“纤”、“秾”的分别。     

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分析,它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从未来趋势分析,则是适应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必然要求。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重在实现主体的自主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寻求“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要做到以上诸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尤其是以下四方面改革刻不容缓：第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三个倾斜”问题;第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三,按照“广义产权论”,构建环境产权制度;第四,促进政府转型,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

春秋时期传世的比较典型的诫勉诗,主要有《诗·邶风·谷风》、《卫风·氓》、《齐风·鸡鸣》、《秦风·终南》、《大雅·抑》及逸诗《暇豫歌》、《祝辞》（二首）。就诫勉对象而言,可分为他诫与自诫两大类;就诫勉内容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士等不同社会阶层贵族之“德”上,这是因为是否有“德”,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与个人祸福的重要因素。由于自西周初期开始,“德”观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敬德”思想观念相伴而生,成为诫勉诗创作动机生发的思想根基。而作为实现“敬德”基本途径的“诰教”与“慎独”方法,则分别对他诫类诗歌与自诫类诗歌创作动机的生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