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士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协助

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大力协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译活动,具体表现在：第一,给传教士的中文作品进行文字润饰和修订;第二,在合作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录;第三,把传教士传授的“天学”知识编撰成书;第四,在传教士指导下编写“天学”书籍.由于这种协助作用的存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实际上参与了“天学”的传播过程,并对其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北苏非主义门宦形成与组织形态研究

伊斯兰苏非主义在元代传入中国,明代以后大量苏非著作从各种渠道流传国内,明末清初一些苏非著作被列为回回经堂教育的必修科目和参考书目。随着回族内部“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一些苏非经典又被译为汉文。同时西北甘宁青穆斯林社会受新疆依禅派和中西亚苏非派影响,很快形成了门宦制度。门宦制度的确立改变了自唐宋以来在西北穆斯林社会形成的教坊组织制度,门宦被称为扩大了的教坊,组织程度更高,组织方式也呈现多样化。     

作为家的门宦——简论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组织的本土化、世俗化与社会功能

苏非派门宦组织是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重要特征之一。门宦是明清之际由中亚等地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与西北地区社会文化相结合后产生的。在门宦内部起到组织凝聚作用的是其有类于父系家族的组织运行模式,可视之为一种“拟制的”父系家族结构的组织形式。门宦组织父系家族式组织形式既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与世俗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伊斯兰教满足其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宗教社会功能需要的必然结果。从组织形态角度看,社会一体化与社会个体化程度与伊斯兰教门宦组织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     

汉文伊斯兰译著的宗教学

明清之际回族穆斯林学者在其汉文伊斯兰译著中阐发了丰富的宗教学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三类，即宗教构成、宗教宗旨和、宗教辩异。该文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认为这种宗教学体系的产生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适应社会观实需要的结果。     

浅析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产生是与理学的衰落同时并行的,此外,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西学的传播等也对其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先由学术界发其端绪,随后波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它以恢复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宗旨,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指导思想。     

马注“变通”的民族宗教观

在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衰微状况,“变通”成为译著家们的共同呼声,马注继承王岱舆的“权变”思想,强调因地、因时制宜,既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因素,同时也要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旨和基本精神.马注的民族宗教观是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理性抉择.     

论新疆古代屯垦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是历史上新疆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新疆多元文化格局发展过程中,自西汉以来的屯垦,既为新疆多元文化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也为多元文化在差异中交流、整合创造了条件。屯垦的长期实施,使内地汉、锡伯等民族向新疆迁移,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因屯垦在新疆而汇聚;促进了内地农业技术向新疆的传播,游牧民族向定居农耕或农牧兼营转变,各民族生活方式产生了交融。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

正周振鹤主编全6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该书是大陆学者首次对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汉文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丛刊广泛收录自16世纪80年代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来华至19世纪初新教传入一百二十多年间,传教士译述编纂的各类汉文文献。这些文献涵盖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对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等多学科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述略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汉文译著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刊刻者和刊刻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主要以四川、江苏、云南和广东等地为中心,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刊印;主持刊印者多为教内人士,亦有商人和武职人员等。     

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

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大规模传播到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汉文小说创作的全面兴盛.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东亚各国汉语学习的旺盛需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口语学习便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得以在东亚各国广泛流传的重要契机.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给中国小说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正是在吸收和改编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