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反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实现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复兴,文化与哲学构成梁漱溟学术思想的两翼。人们多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梁漱溟的思想,其实,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就系统阐发中国哲学观,论证了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的更新、中国哲学的特质等重要问题。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基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梁漱溟早期儒学思想评价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面前 ,梁漱溟高扬儒家文化的大旗 ,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对西方生命哲学的阐发 ,创立了融会中西的“新孔学” ,并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儒学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历史的局限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在理论上有许多疏漏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孔子人生哲学与乡村建设--梁漱溟对儒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儒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无数思想家不停地追问的一个问题.梁漱溟一方面从孔子的人生哲学来肯定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把孔子的人生哲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上,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从而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案.梁漱溟独特的致思方向无疑为未来儒学的发展指示了一个努力方向,它在现代新儒学史上将占有独立的重要意义.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余英时等对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予以较多关注,包括对梁漱溟新儒学的核心义旨、理论建构和梁漱溟的人格特质、学术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厘清和思考。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们的学术旨趣相契合,而且浓缩了他们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态度和立场。剖析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既提供了一种解读梁漱溟新儒学的样式,又成为一面呈现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术理念的镜子。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意义

北京大学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梁漱溟由佛转儒原因试探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 ,他在民初十年经历了由佛转儒的心路历程。本文从他个人的秉赋、维护传统文化的使命意识以及他父亲自杀这三个方面对他思想转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揭示出梁漱溟由佛转儒的必然性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新儒学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早期思想奠定后来发展的核心,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提供了主要的思想框架,梁漱溟从中西印思想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熊十力进一步将之归为哲学本身的本体论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只为中国哲学所体认,冯友兰进一步从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肯定了哲学的特质。三大家的思想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形成具有根本性的贡献。     

独辟蹊径: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梁漱溟宪政思想初探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政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具有契合时代与国情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梁漱溟是从儒家的特有的"生活世界"来思考和探索宪政的深层而又紧迫的道路问题的,其宪政路径选择可以概括为: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这种宪政模式或者路径,其主要内涵包括着眼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培养团体生活习惯,养成社会"新礼俗"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和充实的内涵。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超越中西功利主义之争、超越工具理性局限、坚持宪政运动的实践性。梁漱溟这一宪政思路,对于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意义。     

试评梁漱溟的“三路向文化观”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概念入手,提出了三路向文化观,又由此引申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与中国儒学复兴说等理论。对这一理论的探讨评判,对于今天中国文化的走向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1912-1921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开始失落,儒学价值体系走向解体。面对儒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重建儒学价值观。康有为延续了清末尊孔思想的主张,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尝试将儒学宗教化付诸实践;梁漱溟则从学术思想领域出发,围绕儒家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重建儒家人生哲学,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的复兴道路。他们对传统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和新追求,既有相似的立场,又有明显的分歧,呈现了儒学在此期间复杂的变迁过程。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现代新儒学在中国的复兴——浅议现代新儒学对当代社会生活发挥的积极作用

孔子及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经走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展现着新的生机与活力。本文对现代新儒学在中国的复兴做出了简要的分析,阐述了现代新儒学对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提出了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精神理念,对于克服西方近现代唯科学主义所造成的人文主义危机和失落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特别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连贯性,对于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对于增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新儒学评价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新儒家）的认识、评价和研究,1949年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把新儒家或新儒学看成是一种思潮或流派,对其研究基本上是自发的争鸣式的个案探讨,即侧重某一个人物思想文化学说的批评或学术成就的评价,进而至于作为不同思想文化主张间的争鸣。这实际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思潮并存与互动的缘故使然。20世纪前半期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迄今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