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现代转换价值

传统乡规民约在历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劝善性”乡规民约倡导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乡村社会通过行教化而益善行、厚风俗、锻造伦理美德;“惩戒性”乡规民约对存在于乡民社会的赌害、盗匪、斗殴、有伤人伦风俗、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进行“罚处”,通过惩戒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秩序之维持。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教化民、以礼成俗;调解息讼、维护稳定;弥补国家法不足。我们在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时,应当克服传统乡规民约漠视乡民主体权利的倾向,充分保障乡民人权;应当克服乡民诉讼意识窒息的倾向,注重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在充分发挥其处理“民间细故”的裨助作用而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同时,不能越过国家法的“红线”。     

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联结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不同联结导向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研究揭示了4种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类型A（能力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在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中的作用； 类型B（能力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 类型C（权利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侧重于市场化方式激活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保障小农户生计权利；类型D（权利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则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强化小农户生计权利保障。同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以巩固拓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为契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联结过程中的作用，优化合作经营与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制度体系。但是，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有效防范因生计能力不足和生计权利缺失导致的经营效能低下及其衍生风险。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优势·矛盾·对策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在党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既符合现代生态治理多元共治的基本要求，又突出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具有巨大优势：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多元共治的制度保障；坚持人民利益宗旨，凝聚多元共治的各方力量；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多元共治的协同程度。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矛盾：生态治理任务的长期性与治理使命的接续性矛盾，生态治理观念的全局性与治理职责的区域性矛盾，生态治理成效的滞后性与治理考核的时效性矛盾，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性与治理实践的复杂性矛盾等。要解决这些现实矛盾，可将生态治理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将生态治理全局视野与区域目标相结合，将生态治理长远目标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将生态治理管理创新与科学执政相结合。合理解决这些矛盾，不仅能推动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能培育和提高干部、公民、企业等主体的现代素质和生态治理能力。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森林形式美的一般法则和特殊法则

森林美的构成要素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需要形式借以呈现,形式需要内容得以深刻,以达到生命、生态的内涵美与精致而又恢弘形式美的统一。形式美既遵循对称、比例、齐一、均衡等一般美学法则,又遵循非对称、非规则、非整体性等特殊美学法则。特殊美学法则并不排斥一般美学法则,一般美学法则也不排斥特殊美学法则。森林属大地艺术,在呈现非对称、非规则、非整体性的同时,总保持自然本身的秩序、节奏和韵律;同样,在表达对称、比例、齐一的同时,又总呈现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化、差异和不确定性。这是森林美的悖论,也是森林之美的所在。     

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

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王维的生态观及其诗的生态形质

以现代定义观，王维是个纯粹的自然中心主义者。王维淡泊生活、适意自然的人生追求，反映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这使他在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理念与和乐内容：而这种生态观所生成的生态智慧，使王维最佳状态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优层次，深入到造化的核心，体感到自然山水的真谛神理，也使他成为最具“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的幸福的人。王维的审美体验达到了宗教体验或哲学体验的层次，其诗以物各自然的生态呈现，展示出极为深邃清远的优美意境，表现了无限自由的天地精神，无论从哲学还是审美的角度，都达到了澄明空灵的一派天道自然的生态形质，堪称中国文学中生态文学的范型。     

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及其实践情境——兼论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进路的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以流域水资源保护为核心，调节流域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激励手段，也是一种促进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基于外部性以及协同治理理论(SFIC模型),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动力-主客体-行动”关系分析框架。通过应用分析框架对田纳西河流域、易北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权威管理机构主导下“输血式”、市场主导下“造血式”、中央主导下“混合式”、跨区域政府间“输血式”四种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且每种模式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经验，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模式可以从法制保障、平台支撑、市场引入、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     

论构建媒介生态文明的三重境界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为媒介生态的文明构建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与视野。媒介生态文明是一种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以自身文明状态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实现媒介、人类、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媒介伦理形态。媒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应着力构建媒介生态文明的“三重境界”：信息通畅，多样平衡的媒介生态系统；平等相待，正确认识的媒介生态环境；理念形成，和谐发展的媒介生态。     

英雄情结与孤独意识──梁启超与鲁迅精神特征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代表．一方面，他们虽持有以身许国的同一人生计值标准，但因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文化思想而表现出迥异的精神特征：前者终生不改英雄情结，后者饱含深刻的孤独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不同的精神特征又最终导致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实践：前者受古典人格的制约，由叛逆回归传统；后者具有清醒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现代人格），毅然与传统决裂。追溯梁启超和鲁迅的精神历程，对后人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意义重大。     

论藏族游牧生计与寒漠带冻土层的维护

在我国三江源区的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生态环节就是冻土层，而覆盖其上的腐殖质层和泥炭层又是保护脆弱环境的命根子。因此，在三江源区的人类活动只要不去干扰这种环节，其生态系统就是安全的；如果人类的活动冲击到了这种脆弱的生态环节，就会出现生态灾变。藏族传统生计方式的“不动土的农牧混合经营”、“转场浅牧”与“多畜并牧”以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等，正与三江源生态系统相耦合，使其稳定延续了上千年。可见，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其实质是特定文化对特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     

集体社会工作：基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方法创新

当前,社会工作领域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这三种现有方法无法实现对贫困群体生计治理的有效介入。而将服务对象组织成一个“集体”,使服务对象共担风险与利益,进而再付诸各种专业方法的“集体社会工作方法”,能够使服务对象在“集体”的帮扶下,在真实的风险压力和利益激励下参与生计运营,从而有效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摆脱贫困状态。我国民国时期社会学的乡村建设学派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开展的农民合作社建设与农民学校建设,就是集体社会工作方法的早期探索,当前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合作社建设的实践也表明了集体社会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同时,集体社会工作方法不仅适切于贫困群体的生计治理领域,它以将服务对象建构成“有组织的整体”为基本特征,更能够面向一般性服务对象开展介入服务。     

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生计框架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底层动员和地方主导的发展。其基本假设是“穷人并非一无所有”。它以农户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农户的优势而非需求入手,分析其生计资本、内在潜力以及采取的生计策略。该框架侧重于从减贫的维度切入农村问题,倡导一种基于穷人现实和“以人为中心”的农村发展。它认为农业只是穷人获取生计资源的一种生计策略,强调关注个体和农户所从事的职业、维持生计的多种方式和复杂生计活动的组合。它将农民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能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构建生计策略且有能力改变社会结构的行动者。它关注土地与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社会结构对土地资源获取的影响以及土地资源的分配、组合与利用的微观实践和背后的权力与政治关系。生计框架的工具化和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复杂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因此受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批评。     

明清民国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与实践——从阎绳芳到阎锡山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揭示了昌源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基本原因，即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他们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但用风水镇煞法这一“偏方”作为治理良药。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官员队伍的技术化，这与近代水土保持技术相结合，不但将明清时代水土流失的“定性”认知上升到科学世界观中的“定量”阶段，而且扫除了传统思想的桎梏和制度的障碍，在系统性的治理实践中迈出重要一步。阎锡山曾开出除弊与兴利相结合的“急方”,使植树造林成为一种资源再造工程，但大片森林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又被砍伐，这看似是一个植树与毁林之间的“悖论”,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主动选择。     

“达标锦标赛”:冲突性目标的治理机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为讨论场域

国家治理的目标往往具有多元与冲突的特征，如何协调和实现冲突性目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问题。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短期经济增长存在潜在冲突的目标，中央通过以强问责为导向、以绩效“达标”为免责标准的政绩考核，促使地方开展非经济领域治理的“达标锦标赛”。与具有强激励特征的“晋升锦标赛”不同，“达标锦标赛”要求地方必须达到治理绩效底线，具有“强压力—弱激励”特征。地方面对“达标”约束下的“晋升”机遇，需保证完成治理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的卓越绩效，由此实现冲突性目标的兼顾，这也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之一。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殖民化与消解:技术异化下的儿童生活世界

在资本与技术合谋、技术实践活动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不统一以及科学技术盛行的致思路径下，使儿童生活世界走向了殖民化，由此“技术-儿童”关系也呈现为一种异化的状态。技术回归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生活世界价值理性的呼唤。在现代信息时代下，本真的儿童生活世界应超越资本逻辑，走向技术正义；厘清“技术-儿童”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内在发展逻辑，正视主客体关系；用技术的艺术思维审美地观照儿童的生活实践。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