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区分投资目标国后发现,中国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将贸易进出口产品区分为初级制成品、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发现中国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进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新兴经济体则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而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的进口存在替代效应。因而,应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实施“因国施策”的贸易策略,实现与不同类型国家的产业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异质性升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面板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扩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技术差距为门槛变量,建立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仅上海、江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小于、等于门槛值,其余省(市)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均大于门槛值。当技术差距小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会抑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当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基于本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技术差距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同时强化进口贸易、研发资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高质量人才培养等政策组合。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成为我国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区域。该区域因恐怖主义、宗教矛盾、民族主义、第三国干预以及国际犯罪等因素错综交织,使得在这一区域相关国家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建筑业企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加强对我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措施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以中国建筑企业为例,着重对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建议。     

基于吸收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考虑吸收能力对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10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对吸收能力影响下我国接收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技术进步主要源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正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2)研究创新能力的加入能够提高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除去金融发展水平外的基础吸收能力均制约着正向技术溢出;(3)吸收能力不足以消化逆向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占用了国内研发资源反而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向影响。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新课题。通过构建R&D溢出回归模型以验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在CH和LP模型研究思路的基础上,选取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水平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证实我国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据此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态和货币政策预期。考虑到世界经济存在交互反馈作用,文章引入60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权重,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货币政策在实际产出、通货膨胀、利率、汇率、进出口等方面存在显著外溢性;(2)这种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国家的全球化水平有关;(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新兴的贸易伙伴国,受到货币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加突出。此外,以实际产出为例,“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模、贸易范围以及多样性对中国华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与门槛效应研究

出于均衡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及影响该效应发挥的各类门槛因素.拓展的C-H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存在区域差异.通过拓展的Borensztein门槛模型检验显示不同省份所受到约束门槛不同.东部省份主要受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结构及金融发展等门槛因素约束;中、西部省份除了受到前述约束外,还受到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及教育投入等门槛限制.文章指出,除了进一步支持吸收能力较强省份对研发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外,还应当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对外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便早日越过“门槛”,更多获益于逆向技术溢出.     

信息化对O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基于20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实证

基于2006-2011年中国与20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及信息化发展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ODI)逆向溢出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分别引入技术获取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溢出与对外开放度的交叉项,以信息化发展指数(IDI)、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ICDC)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与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以及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基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各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技术进步呈现逐渐减弱的抑制趋势,当国家的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大于0.307 0且信息化水平大于4.130 0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弱.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

随着资本“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对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外溢出的先进技术提升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但研发密集型行业和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应加大对研发密集行业的投资比重,努力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