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从翻译他者到建构自我——刘半农对译诗主题的借鉴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他翻译了许多外国的诗歌,也创作过许多优美的新诗。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他借鉴外国诗歌中的积极因素建构自己的新诗。可以说他的新诗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他的译诗有一定的联系。借鉴译诗的主题就是这种联系的一个方面。然而翻译界对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至今仍鲜有论及。本文探讨刘半年如何利用他译诗的主题建构自己的诗歌主题,以期唤起译界对刘半农诗歌翻译的关注。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传神达意:翻译理论中的一朵奇葩

在文学翻译方面,我国本土翻译家们结合切实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些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汪榕培先生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总集《诗经》时提出了传神达意,翻译时做到了"以诗译诗,形神皆似",在传达原作的音韵美方面堪称模范。     

诗歌翻译有无定法？

诗歌翻译没有定法。从诗歌的本质与诗歌翻译的深层矛盾上看,黄杲炘先生提出的“三兼顾”译诗法理论上缺乏根据,实践上难以令人信服。     

汉彝诗歌翻译三要论——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

文章以翻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为据,提出汉彝诗歌翻译应做到的三个要素:一是产生共鸣,创译意境;二是重建符合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系统的韵律;三是根据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特点重建诗形。文章还讨论了这三个要素各自的特性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三者之间既有相互连惯,相互补充的关系,又有相互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是缺一不可,起着整体效应的三要素。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涵化与本土化：18—19世纪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诠释

近代法国文学界在中国诗歌法译实践中认识到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均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认为“诗不可译”。尽管如此，再现中国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之美仍然是法国文学界的理想。18—19世纪中国诗歌法译有三种模式：传教士的索隐式翻译、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翻译和职业文学家的自由翻译。索隐式翻译是一种策略性偏离，汉学翻译力求忠实于诗歌原意，自由翻译则是创造性接受。从美学角度看，三种翻译模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接受呈现涵化和本土化两个面相。涵化的典型案例是《玉书》发行，推动法国诗歌从格律体走向自由体；本土化表现为中国诗歌通过法语语言再现，意境符合译者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如影随形惟妙惟肖--浅谈译诗的风格

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这是诗歌创作和译诗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把握中诗西诗的异同点有助于译诗时再现原作的风格。文学译品的风格由原作的风格、译者本人的文风、译者本国语言的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所决定     

浅论诗歌翻译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诗歌的翻译尤为困难。本文试图探索诗歌翻译的方法和途径 ,以使译诗不仅能准确传达出原诗的内容 ,也能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 ,达到以原诗风格与神韵的再现。     

前景化与《在地铁站》及其四首译诗的音乐性

庞德的《在地铁站》被公认为意象派诗歌的经典。人们对该诗的赏析常集中于意象的呈现,而常忽视其音乐性。从前景化视角赏析《在地铁站》的音乐性及四首译诗,全面掌握庞德关于意象主义诗歌音乐性的理念,反思汉语翻译英语自由诗时如何保留和再现原诗音乐性的问题,以期为研究者从事英语诗歌翻译和音乐性方面的研究提供启迪。     

《春晓》五种英译本分析——"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体译诗"

中国古诗由于其独特的音律和句式特点,历来是译界的难题.关于古诗翻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诗译诗",即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别是韵脚;另一种是"以散文体译诗",即放弃原诗的形式,只传达原诗的意.本文通过对<春晓>五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发现"以诗译诗"更能表现中国古诗的美,因此更适合古诗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