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视角下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目前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方面,较少考虑高管权力因素,也基本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片面强调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决定作用,而忽略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反作用。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显著加强,高管薪酬也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正向循环关系;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影响。     

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内共同富裕——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是人民群众就业的重要去向和获取劳动收入的重要来源，企业员工总体收入水平和内部收入差距必然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员工收入相关数据，分别从企业总薪酬增长和企业内薪酬差距两个维度来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总薪酬增长显著减小，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差距显著上升。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而言，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应当持续巩固和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以增加就业，努力提升企业员工平均薪酬水平，探索对企业高管的多种限薪方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化质量和水平，支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增长瓶颈。     

民营股东派驻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

民营股东派驻董事是民营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但其如何影响公司行为却鲜有文献探究。因此,本文基于2006-201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股东派驻董事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营股东派驻董事的公司,其高管都获得了较高的薪酬;进一步将民营股东派驻董事引起的高管薪酬增长分为经济激励动机的薪酬增长和政治联盟动机的薪酬增长发现,出于经济激励动机的高管薪酬增长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出于政治联盟动机的高管薪酬增长则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此外,以上结论在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中还有较大区别,相比于管制行业,在非管制行业中,民营股东派驻董事会引发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上述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理论,提供了对民营股东董事和高管薪酬之间关系更为全面的理解。     

剩余薪酬、投资者偏好与公司风险承担

高管薪酬激励并不一定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工具,可能会导致经理人严重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对高管薪酬实施管制,以期将高管薪酬与公司长期绩效进行捆绑,但是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压力进而产生的高管短视行为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即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从薪酬的角度探讨以剩余薪酬衡量的高管短视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剩余薪酬能够显著增加公司风险承担行为,并且基于政府的保护,国有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变动程度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金融海啸后的国内企业高管年薪制应用研究

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历时已久,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程度各异的探讨与研究,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对于企业对高管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也受历史条件所限。理论主要以高管薪酬影响因素为主线,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高管激励模式和研究成果,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教训总结,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推出对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高管薪酬理论模型,明确高管薪酬该如何确定,以帮助企业进一步解决高管薪酬结构安排、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处理以及股权激励等问题。     

民营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现状及对策

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如何进行有效的薪酬管理,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充分发挥员工的才能,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我国民营企业内部薪酬存在职位薪酬差距和绩效薪酬差距,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民营企业应根据工作性质设计薪酬差距,并采取灵活多样的薪酬激励和非薪酬激励模式,缓解因不同薪酬差距而导致的矛盾。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银行高级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是银行治理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框架。实行薪酬激励的主要目的是将高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尽量的协调一致,以减少代理成本。以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银行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主要结论是,目前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增加了银行的经营绩效。银行高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有重要的影响,CEO与董事长、董事分离程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越低,高管得到的非正常薪酬越少。     

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来自2009-2014年沪深两市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既有文献表明,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明显的敏感性。但由于金融企业自身经营的独特性,在既有研究中经常被剔除或忽略,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显著的敏感性,需深入研究。通过以2009-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整体质量呈显著提高的趋势;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高管长期薪酬激励则与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要弱很多。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绩效研究

随着上市公司薪酬披露问题的增多,管理者薪酬问题逐渐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以2005—2007年沪、深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前三名董事薪酬总额与企业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企业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与企业绩效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高管团队断层与决策绩效的关系研究——一个理论模型与相关研究命题

长期以来,高管团队的决策绩效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课题。关于团队断层这一重要团队组成特征与高管团队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匮乏。通过构建一个高管团队断层与决策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相关研究命题,分析认为,高管团队断层分别通过影响团队信息深化和团队效能感对决策绩效产生负向影响;CEO中庸思维在高管团队断层与团队信息深化以及高管团队断层与团队效能感之间的关系间起着调节作用。从断层视角探究高管团队决策绩效的影响因素,从团队过程和团队状态两个方面分析了高管团队断层影响决策绩效的中介机制,同时强调了CEO作为高管团队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对相关文献的充实,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新的《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准则》为界点,对这一强制性法规颁布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得到强制披露后,代表公司绩效的指标与高管的薪酬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且与2005年前比较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说明颁布有关薪酬的准则、法规条文能够改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度,从而改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结论为我国颁布有关高管薪酬法规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供了经验支持。     

高管控制权收益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高管人员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对企业投资和经营的绩效负最终责任。在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这一假设前提下,对高管人员进行激励与约束,以避免其"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公司业绩和增加股东财富是重大问题。本文引入"在职消费",从高管控制权收益这一更广泛的视角,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别从高管人员货币薪酬、在职消费、控制权收益探讨了三者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建立相关模型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作出分析。最后从完善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进一步规范在职消费等方面提出建议。     

高管薪酬对企业外部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来检验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长期投资选择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二者函数图像呈倒U型曲线,且公司投资与高管薪酬关系集中于曲线中心线右半边,即高管薪酬随着公司长期总投资的增加而减少。而外部市场对公司投资决策的消息并不作为重点加以关注;外部更注重影响高管薪酬的直接因素。此外还可以发现,董事会在考虑高管薪酬变动时,对管理者做出长期股权投资还是长期债权投资,即公司投资的性质十分关注,而对于决策做出后,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的数额变动关注不够。     

内部薪酬差距、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G省为例

以G省2010-2018年国有企业决算数据为样本,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刻画维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区分为补偿型和义务型两类,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国有企业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内部薪酬差距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存在反向相关关系,即整体上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加大将降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在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按照双重属性进行区分的情况下,较大的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激励企业管理者增加企业的补偿型社会责任支出,而义务型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敏感性不足;政策性负担是内部薪酬差距和社会责任履行的有效中介变量,较高的政策性负担会使得内部薪酬差距对补偿型社会责任支出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增强,但会抑制内部薪酬差距对义务型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     

高管薪酬、机构投资者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本文以2005—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以及在机构持股比例不同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企业发布业绩预告的精确度越低;相比低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而言,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负向影响更小。研究表明,高管存在薪酬操纵动机,并不符合最优有效契约理论的观点,反而提高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国"控"企业高管薪酬合理化分析——基于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

由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其高管薪酬的发放难以按照市场机制决策,往往存在高管薪酬非正常偏高、激励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核发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高管薪酬时,应该依据高管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为高管基本薪酬选择适当的比较基准,并在基本薪酬的基础之上核算高管的绩效薪酬,以避免薪酬的非正常偏高.同时,要通过大力推行长期激励薪酬、量化企业薪酬激励意愿,以降低高管薪酬中非自身因素所得的成分,强化高管与企业风险共担的经济联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对增加高管薪酬的事项进行谨慎性数量分析、制订措施吸引公众及投资者关切,也可以促使高管薪酬合理化.     

控制权转移真的改善了企业绩效吗?——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高管变更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对此进行研究后发现:控制权转移后总体上并没有提高公司业绩.尽管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内提高了公司业绩,但实际上是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另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在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呈倒U型关系,但不显著;第二年呈U型关系,而高管变更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高管激励、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质量

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权力激励均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高管权力激励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必须重视高管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确保独立董事各个职能的有效履行,利用好独立董事为企业搭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及长远发展。     

总体报酬、人力资本投资与员工创新绩效——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员工创新绩效是企业创新和国家创新的基础和根基,本文从整合货币报酬和非货币报酬的总体报酬出发,以总体报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对总体报酬、人力资本投资和成就动机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对26个省市自治区的1151分调查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总体报酬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员工创新绩效,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人力资本投资在总体报酬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总体报酬中的薪酬与员工创新绩效的U型曲线关系通过薪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U型关系进行传导,其他要素是线性传导;成就动机直接和间接调节了总体报酬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且调节了该作用机制得前后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打开报酬与绩效的"黑箱"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