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李山申少峰周初《大武》乐章，乐虽有“六成”，其用诗却并非六首；《大武》之乐，诗只有三首。有关《大武》乐章的记载，见于《左传》、《荀子》及《吕氏春秋》等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之语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     

今本《逸周书·大武》八篇研究

今本《逸周书·大武》八篇都论述了"武"。"武"包涵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反映了商末、西周、春秋时代以血缘家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体现了该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军政合一、兵刑合一的政治军事制度。"武"不是兵法,其兼并弱小的战争观,以攻为主的战略战术,都与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的将战争当做客体来研究、当做艺术来对待的兵法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大武》八篇应该是兵法产生之前的军事文献,其时代上限是西周初年,下限是春秋末年。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奴隶们的怒吼——读《伐檀》有感

过去人们一提到《诗经》,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乐奏周南第一张”,即《诗经》的第一篇《关睢》其实这是一首贵族婚宴的乐歌（虽然二、三章开头有几句采摘荇菜的描写,但是那只是写作上兴起手法的运用,并非作品的实质性内容）,“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欢乐气氛是足够的了,但那是家有“琴瑟”和“钟鼓”的贵族们的欢乐,与当时饥寒交迫额的奴隶和“无衣无褐”的农夫们无关。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蜀将冯习之死考辨

文学经典名著中,蜀国重要战将冯习先于"先主夜走白帝城"一回中被吴将徐盛的"乱箭射死",继而又死于"八阵图石伏陆逊"的乱军之中,这显然是不合事理的.虽为白璧微瑕,但为不使其谬误继续流传,必须对原著作合理的删改,方能保持名著的权威性,以泽被后世.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周易》革卦中的武王伐纣日——“戊子”说质疑

《周易·革》经文中曾两次出现“巳日”,历代注家对此所作的解释多有不通。经考,“巳”即癸巳,癸巳即武王伐纣起始日。“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及“三代大火星象”(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题)认定武王伐纣始于戊子日,比癸巳日早五天。本文经过对“戊子”、“癸巳”二说的比较研究,认为“癸巳”说较“戊子”说可靠。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吴贻芳及“厚生”精神

吴贻芳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任职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达23年。“厚生”原为基督教用语,后被吴贻芳赋予新意,定为校训,发展成为指引其办学、治学、育人、献身杏坛的“厚生”精神。“厚生”精神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厚生”精神的形成、“厚生”精神的内涵及“厚生”精神的影响和意义三方面对之加以探讨,从而全面理解吴贻芳的“厚生”教育思想。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五彩舆》连台本戏研究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中有《五彩舆》连台本戏十六本。《五彩舆》演明代海瑞故事,又名《大红袍》,但它与小说《海公大红袍》无甚关联。其以《大红袍》闻名近世,应该与马连良先生的演出有很大关系。《五彩舆》是四喜班老戏,四大徽班中的春台班最早演出此剧,但那时的《五彩舆》属徽调旧本,与车王府藏本不同。它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文人、艺人都对它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目前学界对车王府藏曲本的研究已经在各个领域展开,本文拟以车王府藏乱弹戏《五彩舆总讲》为底本,探索《五彩舆》连台本戏的源流、演出状况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