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刑事错案治理中司法正义的理性回归

冤错案件阻挠了刑事审判对正义目标的实现，是司法运行中偏离正义产生的消极后果。文章通过解读司法正义的偏离与回归，揭示出囿于诉讼认识和证据裁判的局限性，实体正义的落空在任何诉讼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而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则可通过制度完善的方式予以消解。在现代刑事诉讼两种典型构造中，美国刑事诉讼制度因正当程序高度发达而被看作是对抗式诉讼制度之经典范式，但依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探求美国刑事诉讼为治理错案作出的制度努力，能为我国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启示。对于已然发生的错案，应依靠制度化的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完备的错案发现与纠正机制，成规模、有组织、呈体系地救济被错判者；同时，还要坚持“动态平衡”的刑事诉讼观，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均衡的理念下完善刑事诉讼制度，防范未然出现的冤假错案。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修改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它要求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在诉讼过程中被公平正义地对待。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与程序正义的要求应当是不谋而合的。在刑诉法修改之前,我国程序正义缺失现状严峻,而本次刑诉法的修改与程序正义的理念相契合,通过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审判制度等制度的修改,推动了程序正义的完善。     

论诉讼对正义的实现途径

正义既是诉讼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点,同时又是诉讼的归宿所在。因此,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而言,在诉讼领域人们往往更加注重对正义的关注和追求。诉讼对正义的实现途径的是多视角和多层面的,研究诉讼对正义的实现途径有助于更全面探知和把握诉讼的本质。     

不起诉制度的解构与重构——以价值权衡为视角的考察

正义与效率构成了现代诉讼制度的正当根据。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使刑事诉讼法表现出对刑法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程序正义却是源自刑事诉讼法独有的品行，两者都不可或缺。而效率则是诉讼资源稀缺性的要求，也是实现正义的保障。不起诉制度应该体现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和处理。对罪疑的案件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决定形成过程中，一个公正的程序要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基于效率的考虑，不起诉决定应该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以形成对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有效约束。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法理学思考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是追求程序正义,发挥程序正义功能的过程,程序正义构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旋律,其他的制度设计都依此进行。在证明模式方面,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比更直接地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而证据制度的完善是有效实施法律真实模式的制度基础。法院职权的弱化与强化则映射出国家与诉讼当事人在程序正义追求方面的冲突与衡平。     

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价值

合同相对性原则曾一度被认为是合同制度的奠基石,自20世纪以来,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在承认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对该原则进行了适当的突破。这些突破的价值体现在四个几方面:符合交易便利和交易经济原则,体现了促进交易的现代合同法理念;符合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法律思想转换的社会趋势;体现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有机统一;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我国刑事诉讼文化转型研究

我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进行制度完善的同时,需要观念的同步转变,诉讼观念的转变说到底是诉讼文化的转型。刑事诉讼文化转型的核心目标在于使办案人员能够按照现代诉讼观念的要求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关键是面对诉讼中的利益选择能够按照程序正义或者无罪推定的要求开展诉讼行为,这内在地需要一种稳定的诚信伦理来支撑。办案者诚信伦理的达致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以及与此对应的诉讼制度来推动,需要加强辩护权、引入程序性诉权、落实程序性裁判机制和强制追责机制,使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保护,使追诉权等的行使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只有追诉权等违背程序正义要求的行为受到程序制裁、行政制裁乃至刑事制裁,才会使办案人员对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的内在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会使刑事诉讼文化转型得以实现。     

正义的冲突与衡平──析诉讼之局限性及其克服

就在诉讼制度日益走向发达和精致的同时，其局限性也不断凸现。本文针对这一客观现实进行检讨，从法哲学的角度剖析了诉讼在捍卫、张扬正义的过程中所固有的局限性，提出了诉讼局限性之有限克服的命题，并在此前提下，对寻求克服诉讼局限性的途径和方式作了探讨。     

民事证据收集权分配问题之思考——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为视角

受证据裁判主义的影响,证据的质和量会对诉讼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同诉讼价值观下,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存在较大差别.对案件实体正义的过分追求会导致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法院职权作用过强,损及其中立地位,从而影响到程序本身的公正.而过分追求程序正义,排除法官介入证据收集,则可能会损及案件真实的发现,从而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在对民事证据收集权进行分配和规范时,应充分考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合理分配不同民事证据收集主体的取证权限和范围,使得民事证据收集权的分配能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     

程序正义论

在法学界人们对程序一词的含义没有定论 ,传统上是把程序与实体相对应来理解其含义的 ,而法律中的程序与其他领域的程序有质的区别。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活动的程序 ,它不等同于行政诉讼。凡程序都应是正义的 ,都应推动社会进步。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 ,以程序正义理论促进依法治国中极其重要的依法行政的实现     

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冲突及衡平——"点选警察制"的法理与实证分析

点警制是新生制度,目的为提高办案效率,却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界限.通过分析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之间的冲突关系,发现点选警察制没有根本性提高办案效率,反而加剧控辩力量失衡,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程序正义.     

辩诉交易制度：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取舍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成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笔者通过梳理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诉讼效率与公正为视角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认为辩诉交易制度通过减少诉讼中的投入和缩短诉讼时间能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辩诉交易的实质就是追求刑事司法的相对公正。结合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现实,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为保障。     

程序公正的视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之重构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作为控辩式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其制度设置理应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将辩护方纳入证据展示主体范围,坚持正面展示,确立违反展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在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中应实行"立审分离"的模式.     

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以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为视角

借鉴和引进域外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式。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试图将两大诉讼模式混合,与我国1996年进行的庭审方式改革很相似。由于我们两国刑事诉讼改革中存在相似之处,意大利司法改革实践的利弊得失情况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对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的实施效果及原因进行分析,强调借鉴其利弊得失来准确把握我国法律移植的阶段性和前瞻性。     

论程序的内在价值及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程序公正并不仅仅是追求实体公正的工具和手段,它和实体公正都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目标。程序公正可保障、促进实体正义的实现,可控制法官的恣意,防止人治在诉讼中的过度膨胀,可促进纠纷的真正解决。程序正义与效率均是诉讼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两者在价值趋向上既有矛盾,又有重合。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确立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构想

沉默权,(The Right To Silence)作为一项自然权利,是否适用于中国,学术界褒贬不一。笔者认为,不论从沉默权存在的合理性还是从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刑讯逼供的积极作用考虑,都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有所限制的条件下适用沉默权,顺应世界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