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当代中国哲学的情感主体理论——以李泽厚、蒙培元为中心

以蒙培元、李泽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学者认为,道德理性主体不仅存在压制情感的现实弊病,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抽象概念,因而存在着脱离现实世界的本体论缺陷。为此,他们提出了各自的情感主体理论予以矫正。其中,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立足“历史人类学本体论”,确立了情理调配的经验性心理情感的本体地位;蒙培元构建的“情感儒学”以弘扬儒家道德价值的实存意义为目的,确立了寓理于情的先验性真情实感的本体地位。然而,这两个思想进路不同的情感主体理论仍然是一种主体哲学的论说,因此,无法有效摆脱主体哲学的普遍困限。尽管如此,蒙培元、李泽厚的情感主体理论蕴含的生存论意味也预示着新的理论可能,这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哲学主体观念重建的一个方向。     

汤显祖“情之至”论辨正

汤显祖“情之至”论，当下学术界都把以情抗（反）理作为其核心内涵予以认定，其关键在于对《牡丹亭记题词》的读解上。结合“临川四梦”，两者均不能得出对立关系论断；同时异世之人尽管歧见纷呈，但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境域而言，情理关系始终处于和合状态；汤显祖贵生思想以生之理统贯人之生，实质上建构的仍是情理和合关系态势。     

论李翱“去情复性”的道德修养思想

李翱是宋明新儒学之远源与先驱,其去情复性的“复性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前承汉儒,后启宋儒之价值”。综观李翱的思想,可以理出其完整的道德修养学说：性善情恶的人性论是其道德修养的依据;从道不从众的君子人格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斋戒其心”、“寂然不动”、“慎独守中”以去情复性则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等等。李翱的道德修养思想是在心通《中庸》并融汇佛老治心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积极回应了唐中期佛老对儒家治国治心之道的严峻挑战,而且为宋明理学完备的内圣工夫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方法。     

情范畴是正确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主流是"性善"论,对孟子"性善"论,前贤多从先验、天赋的维度来理解。但此类论证有一致命缺陷,是"一种推论"而非实际内容。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先秦儒家心性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情"受到关注。"情"是中国哲学、先秦儒家重要范畴之一,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性"就必须把"情"作为基点。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作为人之本然的"情"为善,率"情"而发,扩而充之,则"性"为善。"性善"之"性"由"情"所构,由"情"所生,这正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之处。     

告子的“食色性也”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摘要］多年来坊间流行把告子的名言“食色性也”说成孟子的话,这一张冠李戴的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与孟子的性善论对立,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人性论而言,告子的“性本无善恶”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均于孔子无征。应该恢复中国第一位真正人性论者告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性自命出》对孔子人性论的发展

《性自命出》是先秦时期郭店楚简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有关人性思想文章,它填补了由孔子到孟子之间人性理论的空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其中天、命、性、情、道等一系列有关人性论价值范畴有条理地相连在一起。它承接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人性论思想并对"性"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证,性与心、性与情、性与物,情与乐等各种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因此可以说它为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发展及其价值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情”—“理”的历史哲学形态

"情"与"理"均为人性,是伦理道德的重要人性前提和精神因子。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两种传统都彰显着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人性本身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张扬甚至独霸导致的现代精神文明之痛: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分离;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离,再次确证了道德哲学应当立足于情理统一的人性基地。     

美育视野观照下的“情本体”

李泽厚学术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思想,李泽厚美育思想从20世纪50年代的关感二重性始即已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倡导“情本体”已成熟完备,形成一个以心理视角为切入点的、重视理性与感性和谐统一的美育思想体系。“情本体”的美育性,既体现了李泽厚对自己先前美育思想的承继,又体现出在更广阔的人类学历史背景下的新发展;“情本体”将李泽厚的美育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是李泽厚美育思想发展的最终完成。     

从性命之分看孟子性善

孟子言性有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顺随众人言性而言性,性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孟子自己对性的全新的理解与规定,即认为性不仅应当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而且还应当有能力真正实现它。孟子性命之分在于：既是本能又能真正实现的是性,是本能但无法真正实现的是命。如此规定,仁义礼智就是性,耳目之欲就不是性而是命,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言性善的。     

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演变

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单一方面强调性无善恶或是性善、性恶,这种单一性的人性论不能从根本上合理地解释人作恶的原因和修善的可能性。但是先秦儒家人性论开启了人性本善和向善修养的人性论之先河。先秦儒家人性论经汉唐三品人性论、唐代李翱性善情恶的复性人性论,发展为宋明时期的＂心统性情＂的一心二门人性论,具有其必然性。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先秦儒家人性论具有性善论起源的启蒙作用。     

基于动态人性观视域的孟子人性论再阐释

孟子以性善为人性本质,同时,人性的生成中也潜存着后天习性面向。基于动态人性观的视域,考察孟子人性论发展的一种可能;在人性立论层面,孟子人性论并非现成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生成的;在人性面向层面,孟子人性论潜存着后天习性,由于后天习性的介入,人性面向也由应然转向实然;在主体工夫层面,孟子提出“思诚”联结“诚”与“思”直接面向后天习性,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实践,开显主体的切实道德践履。同时,这一过程也即是孟子人性论的生成与完成,其潜存面向也为孟子人性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域。     

陈确的性善论

宋儒对儒学创新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心性论,这对于深化儒学,应对佛教挑战具有双重意义。但在具体论述或提法上也不乏疏失,清初诸儒大都对此有所辩驳,陈确也不例外。其基本观点是服膺孔孟尤其是孟子,主张性与情才气统一,反对彼此割裂,不赞同性的二元论,构建自己的性善一元论。与此同时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观点,着力在孟子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才、扩充角度诠释性善,使性善落到实处,这与晚明王学末流空谈性善迥然不同。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荀子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的历史向度

苟子人性论是儒家思想史的特例，儒家学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于苟子性恶论的观念。其中孟子重在以超越的价值感受性来规定人“性”，区别于苟子的自然主义式的性恶观念；朱熹侧重分析心性的不同可能性，指出在人“心”中存在着对恶的自觉和向善的实践力量，以此纠正苟子对性恶的简单判定；而王阳明则以“性觉”论辨析人“心”的善与恶的来源，对苟子和程朱的理论皆有所辨正。     

《性自命出》:以思孟为主流的综合学说

《性自命出》简文昭示着儒家思想在孔门之后新的开拓与发展,而其叙述风格和行文模式颇合道家思维,战国中后期儒道等各学派初步合流淡化了简篇所反映的学派性质,使得简文的解读与定位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对此时期的主要的理论范畴及哲学命题进行全方位考察,不难发现学术思想的渐进化及相互渗透性使简文的主体精神与儒家思孟学说契合,进而导引出"人性论"的深刻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论辩艺术,事实上已成为孔孟之间学术传承的津梁.儒家外"礼"内"仁"的处世哲学通贯于简文的全篇,而心性观念到礼乐教化的内外互修,深化了其仁义思想在道德修养中的情感因素,最终于哲学视阈下形成"性""命""道""情"论的完美结合.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意义

人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在人类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进行过深入认真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生态理念。充分挖掘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资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孟荀交互主体性思想初探

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状况,提出了方向相异的哲学伦理学说。孟子认为仁爱是处理人与人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谐具有决定性意义,并把仁爱与人的本性相结合,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则强调礼作为规范对界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存在的重要性。他将礼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性恶论。孟子和荀子的不同思想,表现了先秦儒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索,从而形成中国传统交互主体性思想的基本雏形。     

孟子性善论的缘起、论证及其意义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人性善思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从先秦人性论的发展,到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是一个发展过程,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殷周之际人文精神的反省,孔子仁的学说,中庸的天命之谓性都包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并对性善做了种种深入的论证。他通过人禽之辨,与告子的仁义之辨等深入论证了人性善观点。人性善思想的提出后成为了中国文化人性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