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社区研究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吴文藻先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曾借鉴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提出了进行社区研究的具体方案,并对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的区别、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进行了阐释.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当今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更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九四五年以后的社会学理论

本书包括了有关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在帕森斯之后领导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亚历山大(Д.Александер)的社会学理论的讲义。第一讲《理论是什么?》专门研究了某些方法论问题。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是关于理论的产生问题。“理论产生于现实世界的结构发生科学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功能途径

面对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传统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已显得不适应,必须对这一传统模式进行改革,结合有效的翻译理论,注重学生翻译素质的培养。功能主义学派研究的重点是文本功能、翻译行为及其目的、翻译策略。把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应用到英语翻译教学中,有利于帮助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篇章内容,较快地培养翻译能力。从功能主义途径探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也必将进一步拓宽翻译教学研究的思路。     

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新发展——以芝加哥法经济学派为中心

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在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近年法经济学的发展看,芝加哥法经济学派重新认识功利主义和法经济学的关系,阐释法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和法理基础是功利主义.而实证研究方法的深入推进为法经济学关注行为法经济学和社会规范等新内容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伴随着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对行为法经济学和对法与社会规范的研究成为法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发展呈现出前沿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特征.     

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洽商——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

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两大流派,语言哲学的发展和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为二者的洽商创造了可能性.句法-语义的接口研究、 语法化研究新进展和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延伸构建了两大学派的洽商机制.形式主义者与功能主义者似乎都意识到：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不但不应该对立,而且还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应殊途同归.     

试论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西方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再到象征主义学派,将仪式研究从原来视野相对狭窄的宗教神话领域逐步扩展到更为宏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此过程中,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知识谱系,完成了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比较法的功能主义原则:危机与出路

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是二十世纪比较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该原则来自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比较法的学术传统借用了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原则,但却从未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导致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主要体现在缺少对功能概念的界定,未能提出一套观察功能的方法,过分关注相似性,忽视了文化语境以及对功能等值物进行评价时缺少合理的标准。功能主义原则应克服上述问题,并为之进行重构,方能找到出路,继续发挥其在比较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科塞——功能论与冲突论的调和者

当盛行一时的结构功能主义由于其忽视了社会冲突、变迁的一面而遭到来自冲突学派的强烈攻击时,冲突学派又由于过于强调冲突的破坏性后果而存在一定的局限。同时具有功能论与冲突论两种理论背景的科塞,承担起了调和功能论和冲突论的任务。他对冲突的功能主义分析,尤其是对冲突所具有的正功能的分析,使功能论与冲突论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充和整合。     

从功能主义目的论角度看现代散文英译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自提出以来便受到了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有学者对其指导文学翻译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以功能主义目的论为基础,以张培基先生对《致蒋经国信》的英译为例,分析目的论对文学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和解释意义.     

局限与突破———反思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综合方法

通过对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综合方法的理论反思,指出其综合法存在三大局限:一是过于偏向语言学取向的研究途径;二是未能真正超越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三是实际操作层面上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这些局限使得综合法在当下翻译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为突破这些局限,提出应当在保留格式塔和原型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新方法体系,以期进一步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哥本哈根学派与伦敦学派的对比分析

结构主义语言学及伦敦学派代表了不同的两种研究思路：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本文首先介绍了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之一的哥本哈根学派和伦敦学派理论,然后探讨了两个学派之间的异同,以使大家对这两个学派有更深的了解。     

从交谈民族志看Hymes言语思想中的功能主义倾向与特点

研究揭示,Dell Hymes建构交谈民族志并推进其社会语言学方向的发展,其学术思想基础和理论动力都应该是源于"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的。以此为设定,首先阐释了"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的内涵,接着探讨了Hymes功能主义言语思想的来源。Hymes站在人类学的立场对Jakobson语言功能理论的局限性做出了重要的补充,进而形成了自己的言语功能理论。最后对Hymes言语功能论的人类学理据和进化论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加州学派"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其观点正变得日益清晰和引人瞩目。"加州学派"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不同国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背景的学者的聚合,他们既有相似的理论诉求,又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加州学派"关注中国研究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他们强调中国经济曾经有过的发展,是为了去除中西二元对立,揭示出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加州学派"未来的发展尚未确定,为其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加州学派"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向15—19世纪集中;宏大的历史视角和单因素比较使其历史叙述稍显粗糙;新的研究范式难以置换已有的研究结论。因此,他们的观点经常受到学者的质疑。国内学界和"加州学派"所进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各有价值,应尽力促使二者恰当而有分寸地结合。     

师从马林诺斯基之前费孝通功能论思想的萌芽

学界一般认为费孝通是师从马林诺斯基之后才成为一个功能主义者,如此理解给人一种费孝通被动屈从功能学派的印象,忽略了费孝通基于本土化社会学观察启示其思想的主动性.费孝通的功能主义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朴素的功能主义阶段、机械的功能主义阶段、科学的功能主义阶段.通过这三阶段的社会学叙事,可以看出费孝通在赴英留学之前,对理解和吸收后来影响其一生的功能主义思想,已经做出了独立慎思.     

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对古村落空间格局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东龙古村落为例

从界定风水学中重要流派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入手,以江西省东龙古村落作为实证研究,分析其对村落选址和格局的影响,并以东龙古村的案例反推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关于村落格局内容的现代解释,试图揭开风水环境学派理论的神秘外衣。文章认为,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对村落格局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儒、佛、客家文化的影响下,为形成良好的居住生态环境,创造独特的村落意象、景观,维护村落安全,促进农业生产所形成的村落规划经验的总结。文章最后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村落旅游宣传、规划的实践意义。     

美国规制企业合并标准问题研究

美国反垄断法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其规制企业合并的理论在美国历史上主要有三大学派,即：结构学派、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经济学派。其规制企业合并的具体标准则突出了多重性与灵活性的特点。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制订及合并的宽容与控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演化经济学中的企业：方法论基础

达尔文和拉马克的“自然选择”机制以及艾尔斯特的“完全功能主义”从释义作为功能性解释的目的论开始,阐释了企业演化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目的论解释和完全功能主义解释。分析认为,威廉姆逊的组织结构演化方法论不适合完全功能主义解释,而纳尔逊和温特的企业演化方法论和芝加哥学派的选择论则是以典型的完全功能主义方法论为基础。     

目的论视角下的十八大报告翻译研究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崛起,国际交流日趋频繁,世界地位日渐稳固,在此背景下,对国家政策的宣传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基石。因此,精准而科学地翻译党的文献尤为重要。本文根据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所提出的目的论,以十八大报告为例,研究其英译版本及其文本特点,进而选择灵活的翻译策略,实现更加高效的翻译目的。     

国内外30年来汉语学习动机研究述评

学习动机是决定第二语言学习成败的一个关键性的个体差异因素。30年来,国内外汉语学习动机研究具有研究始于国外而盛于国内、学位论文是最主要的成果形式、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手段精细化和研究样本较小的特点;呈现理论探讨初显端倪和对非目的语环境下汉语学习者动机的研究日趋增多的研究趋势;存在对二语学习动机的定义缺乏一致性、理论探讨不足和过分依赖问卷调查法等问题。因此,构建汉语学习动机理论及其研究模型的问题亟待解决。     

传播学科的兴起:一段重新阐释的历史

传播学学科建立之初,选择了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不是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范式.尽管哥伦比亚学派无论在理论与方法上都不能说更有优势,但其理论成果更容易被意识形态所用,其定量方法更容易为当局的决策提供证据,其研究范式更容易划定传播学科的边界并为该学科带来更多的资源,因此,急于为传播学奠定专业主义边界的施拉姆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哥伦比亚学派.然而这一选择导致了传播学不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而且也有一套极其保守和封闭的学科规训,这一切使传播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不断受到合法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