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体验的转型——汤姆林森文化传播思想研究之三

英国文化传播学家汤姆林森以全球化范式取代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来阐释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始终抓住复杂联结这一全球化的外在特征来建构自己的全球化理论。从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影响入手,细致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下各种遥远的力量进入我们的生存世界导致的文化建构的转型。在此基础上,从微观或者个体体验的角度,阐释了以复杂联结为表征的全球化如何推动人类的亲密感和道德关怀的当下重构。汤姆林森对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范式的建构具有浓郁的英美经验主义特征。如果说,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汤姆林森是解构的话,那么,对全球化范式,他则是建构的。     

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大众文化反抗意识的表现与被遮蔽

大众文化并不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极权主义同化、控制大众的一种工具,大众通过“权力──快感──文化”的原则和“反演”的狂欢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着一种反抗。然而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和平民阶层分别是“白领趣味”和“怀旧趣味”两大文化形态的消费主体,他们借助这两种大众文化形态来想像生活蓝图时,反抗意识都不约而同地被遮蔽了。     

沉默的框架： 框架理论六十年的时间脉络与空间想象

自1955年人类学家Bateson提出框架概念至今,框架研究已有六十年。然而,现有框架理论正史的叙事起点并非1955年Bateson所撰《一个关于游戏与幻想的理论》一文,而是1974年Goffman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Bateson之所以被忽略,与他的跨学科身份、缺乏中层理论贡献以及“效果为王”的主流学科话语不无关系。也正因效果为王的传播史观,框架研究的传播学者更倚重大众传播（尤其是效果）层面的“窄框架”应用研究。这使原本包罗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众传播框架和文化框架的“泛框架”陷入集体沉默。相比传统的“媒体－受众”二元线性模式,在宏观层面以文化规范为变量、在中观层面以场域为单位、在微观层面以媒介心理学为取径的三维框架研究模式更契合当代复杂的传播生态。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以语言为视角的后现代思想曾对当代社会科学 ,包括文化人类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促成了文化人类学的话语学转向 ,并带来对西方普世文化价值观的批判。面对话语学转向 ,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应该跳出西方表征话语 ,找到能与自身传统对接的文化叙述方式。孔子寻礼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学实践 ,而枟春秋枠、枟史记枠等古典文本提供了“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文化叙述方式。这些叙事风格不是将文化描述成知识和概念 ,而是把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 ,最大限度地回避语言带来的表征意义 ,体现“道不可道”的语言哲学思想。这种叙述方式让我们在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文化研究中 ,挖掘出了被现代性话语掩盖了的东西 ,并且让叙述对村落文化发展产生了“微言大义”的影响 ,即在不露声色的平淡叙述中改变村民对身边传统文化的误读 ,重新思考村落发展方向。与传统对接的人类学研究避免了中国文化在表述过程中走样 ,使其人类学的含义以原生态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反思

学术界在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上,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研究价值取向。普遍主义主张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在于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的规律;“相对主义”则认为,各种文化之间充满着差异,没有一个可以统一的价值标准,并进而认为关注文化的差异性、促进相互理解与宽容才是文化人类学真正的任务所在。本文从地方性知识的特性、建构以及对科学主义下地方性知识的反思等方面,试图揭示学术界对地方性知识研究取向之争的本质所在。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

“情感结构”是威廉斯讨论最多的核心概念,指一种当下的、现实性的、不断变化的和具有某种建构意义的社会或个人的共同经验,具有总体性、多义性、主体性、建构性的特点。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情感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关键词”。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威廉斯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及一般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教育产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本文对“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教育产业就是产业化的教育活动”,“教育产业化早在四百年前(世界范围)和一百年前(中国范围)即已基本完成”,并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本党电影宣传”与“民族国家建设”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及其历史命运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一批国民党官员、文人和各领域专门人士,通过函件宣言、演讲报告与发表文章、身体力行等方式,为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各级机构发布有关电影审查、文艺奖励与文化发展、文艺宣传的函件、法令、纲领和议案,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电影指导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章程、规则、条例和标准等,来检讨国产电影的封建伦理道德,抵制欧美电影的辱华行径,防备苏联电影的“革命”思想,清除左翼电影的“阶级”意识,并以“党化教育”与“文化统制”的积极姿态行使中央政权在电影传播领域的使命和职责。当然,由于政治、军事、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原因,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制度始终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深度、广度和效能。     

论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从生物学引入到文化人类学中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导致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偏差,甚至延伸出不同的分支学科,本文通过文化适应本质的分析,提出了文化的特殊进化与文化适应度的关系,建立起了民族文化与生境适应的“文化适应”体系,提出了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的本质区别。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中国加入当代国际组织的文化定位探索

为顺应当代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的密切交往中确定自己的文化取向：(1)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多种形式的对话,达成文化“拿来”和“给予”的同步实现。(2)更强调动态的“观念战略”研究和“文化政治”建设。(3)在深刻理解当代世界和目前中国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真正领悟并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比如在“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为自己留出更多的理论空间。在国际和平交往问题上,学习进化理论、信息交流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