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因其落后的家计模式导致深度贫困,而消费的现代化滋生家庭信贷需求。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政策创新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然而,贫困户因其实物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信贷经济货币化特点不适配、不固定收入与信贷固定支出不适配、农民家庭低积累和信贷高额本息的体量不适配,导致部分贫困家庭因无法按期偿还本金,通过“利息养本金”的方式不断追加债务,陷入新贫困陷阱。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应该通过激发家庭发展能力、教育农民观念而实现家庭积累;同时完善信用社贷款政策,控制农民因信贷致贫的风险。     

家庭再生产、贫困发生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以贵州侗族贫困地区的经验调查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出发，以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分析框架，家庭理性规划能力，家庭积累能力，家庭发展能力以及家庭发展意识作为分析维度，阐释当地结构性贫困性质的发生机制。分析当地反贫困路径低效根源，解释当地贫困地位与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视角，调整扶贫思路，贴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内在发生机制，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提出针对性建议。     

强制商品化:“被流转”农户的市场化困境——基于五省六地的调查

通过考察五省六地的土地流转实践,探讨强推型土地流转给"被流转"农户带来的市场化困境。各地普遍存在的强推型土地流转将农户与土地剥离后,务农户被迫进入了强制商品化进程。在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村庄中的很多半劳动力很难在务工市场上实现再就业,但是消费品商品化却抬高了他们家庭的货币性开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导致大多数务农户都承受着市场化带来的煎熬,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尤甚。鉴于此,建议在充分理解土地之于务农户重要性的基础上,严防各种利益主体强行流转农民土地。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农民建房行为的动力——基于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

基于对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分析农民建房攀比行为的动力。在宗族型村庄,农民建房行为受家族观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育观和建业观,这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后,村庄形成相对平均的社会分化网络,而农民也逐渐形成个体责任观,即家庭经济状况由个人负责,于是每个家庭都有着追求家庭优越地位的冲动。实现村庄社会分层的向上流动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外在动力,两者通过“争面子”和“保面子”的面子运作在村庄形成将所有人都裹挟其中的“形势”。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面子“：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能力、人品和人缘是“面子”的基本要素,并赋予“面子”以实体性。日常性人情的互动是“面子”生成的基础,家庭则构成“面子”运行的基本动力。“面子”因而与主体内在属性紧密相关,呈现出较强的伦理性、社会性和较弱的策略性、表演性。“面子”的分化形成了村庄社会分层和村庄权威结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层次不同、形态各异的权力运作机制,表现为“统合——孤立”机制、“转化——平衡”机制和“渗透——规训”机制,从而促进了村庄公共秩序、社会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的再生产。然而,市场化逐渐导致“面子”的物化,“面子”逐渐脱嵌于主体的“做人”实践,伴随着“面子”竞争的失控,熟人社会渐趋解体。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     

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基于妇女就业的微观过程,从家庭整体性视角解读其就业模式及其劳动力配置的一般性意涵,立足武汉远郊村妇女劳工队的实践经验,发现嵌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农村留守妇女践行半工半家的就业模式,表现为家庭事务优先,兼顾个人非农收入.这一就业模式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在地化、灵活性与互助性形塑的,其根本上取决于妇女家庭角色分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半工半家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配置的新模式,是半工半耕结构的延伸,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城乡关系有机互动.基于此,需重新审视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其不仅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维系社会稳定,同时作为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城乡互动的弹性机制.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和谐稳定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本文设定的城镇贫困线,现阶段中国城镇贫困的调查发生率已经达到2位数的水平,城镇贫困住户在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地位和社会资本占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排斥。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对有关贫困成因的几个假设做了检验,其结果特别表明,基于市场化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有助于减少贫困这一理论的“市场化假设”不能得到调查结果的支持。     

退而不休: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研究——以东部地区农村为例

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能够获得稳定的制度性养老保障,但普遍进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种退而不休的自我养老的状态,改变了原有的在家庭资源匮乏条件下伦理型的代际关系。退而不休得以维持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地化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适合老年人的工作机会;社会的价值伦理规范为老年人提供了内在动力。研究认为,资源变量对代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与中西部农村相比,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务工收入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缓解了转型过程家庭发展压力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代际关系呈现出情感性转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