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功能性流失的表现、驱动机制及其治理

耕地资源管理者设计一系列制度约束与引导耕地资源占用者行为,但在利益与竞争驱动下,威胁耕地资源安全的耕地功能性流失问题频发。除了备受关注的耕地非农化外,近年来,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形势,需改进耕地保护治理工具,如通过加强对耕地资源占用者的约束、建立耕地保护绩效支付机制、高位推动与共享耕地资源管理信息、发挥耕地综合效益、助推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发展等途径,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从而有效保障耕地资源安全。     

耕地功能性流失的表现、驱动机制及其治理

耕地资源管理者设计一系列制度约束与引导耕地资源占用者行为，但在利益与竞争驱动下，威胁耕地资源安全的耕地功能性流失问题频发。除了备受关注的耕地非农化外，近年来，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形势，需改进耕地保护治理工具，如通过加强对耕地资源占用者的约束、建立耕地保护绩效支付机制、高位推动与共享耕地资源管理信息、发挥耕地综合效益、助推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发展等途径，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从而有效保障耕地资源安全。     

城镇化过程中耕地资源保护面临的挑战与政策建议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高度重视耕地资源保护工作,目前粮食安全所需耕地基本得到保证,耕地占补平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农村土地整治不断完善.未来十年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过程本身仍将占用大量耕地.由于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保护制度存在缺陷,节地机制没有建立,耕地资源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人地关系脱节,在城镇化过程中保护耕地资源的动力机制缺失.建议加大保护力度,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创新保护方式,深化农村土地整治;统筹城乡发展,实行人地挂钩.     

道路建设中的耕地占用问题及其对策初探

结合我国耕地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与道路建设迅速发展的实际 ,从道路建设对耕地资源的直接占用 ,道路施工产生的新的水土流失对耕地资源的危害影响等方面分析道路建设占用耕地的特点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从道路建设的设计、选线、施工等工程技术角度初步对解决该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泸州市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研究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是重要的农业资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占用,其中包括很多优质良田。文中分析了泸州市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现状,泸州在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中存在有舆论宣传不够,随着经济发展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大幅增加,生态退耕引起耕地减少以及现行基本农田监测手段难以满足土地利用变更要求等问题,根据泸州具体的土地利用特点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新思路。     

山西省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城镇扩张占用耕地面积不断加大。因此研究如何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山西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状况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山西省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保护存在的压力,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     

耕地保护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其治理

分析了耕地保护中委托——代理的形成及特点 ,介绍了委托——代理问题在耕地保护中的种种行为表现。提出中国耕地保护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根源在于 :耕地保护存在外部性 ,代理阶层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代理链过长导致约束机制失灵 ,现行土地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认为要解决耕地保护中委托——代理的问题 ,必须进一步改革土地管理体制 ,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重构利益分享机制 ,实施耕地占用高税负制度和建立先进的地籍信息系统。     

武汉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研究

借助DPSIR模型建立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驱动力—耕地占用压力—耕地存在状态—耕地占用影响因素分析—耕地保护政策响应"系统,运用IPAT方程脱钩计算法和变化量综合分析法定量评价了近10年来武汉市域和区域耕地占用和经济增长的脱钩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域尺度2003-2012年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呈"扩张性复钩—强脱钩"的周期性变化;武汉市各区尺度2007-2012年扩张性复钩区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转移;影响建设占用耕地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资源的自然条件差异、区位经济优势的差异和政策的导向。政府应制定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措施和土地调控政策,才能有效遏制武汉市建设占用耕地的态势。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加强和县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安徽和县是安徽省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县,也是南京、合肥、芜湖和马鞍山四市重要的蔬菜生产和供应基地,近年来城镇化快速发展。如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加强耕地保护,必须从和县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城镇化率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和县城镇化进程初期确实占用了耕地,减少了耕地面积,随后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整村推进等政策的约束下,耕地面积处与平稳的状态。今后城镇化发展仍然要保护耕地,保障人民的生命线。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构建的理论与思路

耕地数量锐减在一定程度上与耕地保护区缺乏激励有关,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可以弥补过去耕地保护制度的不足.本文从外部性、公共物品、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总结了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基础,分析表明发挥政府与市场各自作用和比较优势是构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可行思路,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开发(发展)权转移是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发展方向,核心目标是以经济补偿、生态补偿和社会补偿激励耕地保护区,并提升外部性内部化的比例,加大土地开发区建设占用耕地的成本约束.同时,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还须加强法律政策、基金运作、土地规划、标准评估、市场交易等配套体系的建设.     

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通过梳理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制度的4个阶段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经历了产权从缺失到确定,再到建立起总量控制下的计划命令的配置机制,再到当前朝着经济措施的配置机制转变的发展过程。当前,作为新增耕地发展权的市场交易机制——浙江指标交易、重庆地票交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机制改进了耕地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作为现存耕地的发展权的价值补偿机制——成都耕地保护基金机制改进了耕地的产业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然而,现有制度创新依然存在耕地发展权种类设置不完全、产权归属不明晰、权能实现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该从种类设置、产权归属和权能实现等方面进一步清晰界定耕地发展权,并构建相应的市场交易或财税等配置机制,最终使相关经济主体既有机会在耕地保护中获得补偿,亦可在耕地非农化中获得收益,从而诱使正确的经济行为,实现耕地保护与非农化的最优均衡。     

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保护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陷入两难之地。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问题,在深刻认识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城市化率的提高部分建立在耕地减少的基础之上;要协调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土地集约利用原理为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提供路径,强调城市建设也是一种经营土地的方法,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指出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原则,比较城市化建设收益与耕地占用成本价值的多寡,强调运用法律的手段协调二者的关系。针对法律关于耕地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耕地产权制度不足、土地流转制度严格、激励制度相对匮乏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耕地产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础上,要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建立适度简易的土地流转制度,让耕地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来;加大耕地补偿力度,参考市场价格,增强农民保护耕地的意愿。     

农村社区为主体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探索

由于耕地资源的产权特征与地方知识库的影响,与外部管制主体相比,农村社区管理耕地资源更能促进本地耕地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农村社区行动的实现需要多重条件配合,并非所有的农村社区都能达成有利于耕地资源系统的集体行动。只有当农村社区有社区精英的引领、高水平的人际信任或社会资本,有足够的建立、监督和执行规则的决策自治权,并能整合耕地资源保护与农村社区发展双重目标,具备精准惩罚某些耕地资源使用者投机行为的能力时,基于农村社区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才能实现。     

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以吉首市为例

欠发达地区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必然要占用大量的耕地。欠发达地区土地储存相对宽裕,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仍存在较多问题。从吉首市的情况来看,目前耕地质量不断下降、数量不断减少,耕地保护形势严峻,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缺乏监督管理,存在土地闲置低效利用现象,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因此,欠发达地区城市化必须进行科学规划,落实规划成果,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开辟建设用地来源,加速产业集聚,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建立耕地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强生态保护,协调土地利用。     

试析农户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农户的耕地保护主动性和自觉性,是我国耕地保护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耕地作为一个典型的准公共物品,不仅给农户带来经济收益,而且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的非生产性功能,表现出强烈的正外部性。正确认识农户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进而采取相应的内部化措施,将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对农户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内涵、表现进行论述,剖析农户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基本特征和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外部性内化的途径,以期为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推动耕地保护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以湖北省为例

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界定了县级区域间的补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补偿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总体上,湖北省耕地资源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面积达312.34 khm2,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且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18个盈余区中,襄阳区盈余面积最多,约108.01 khm2,盈余面积最小的保康县仅盈余59.726 hm2;37个赤字区中赤字面积最大的武昌区赤字面积高达149.448 khm2,赤字面积最小的赤壁市仅赤字293.287 hm2。结合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分布规律可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区)基本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和平衡区。     

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

人地矛盾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求从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两方面着手解决。土地开发应遵循土地稀缺原理、地租理论、人地协调理论、动态平衡原理与系统工程理论等。我国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质量不高,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决定了应加强耕地保护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其主要措施有:严格贯彻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拓展耕地保护思路;重视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开发;明晰和稳定土地开发产权制度以及加强土地开发制度建设与项目管理工作。     

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对应分析法,分析1978—2008年间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内因和外因,力求揭示各因素的影响路径及相互作用,为我国更好地开展耕地保护工作提供借鉴。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时间段内,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主导因素不同;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内因和外因在某段时间内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了内外因联动机制,强化或削弱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效果。现阶段提高耕地利用和保护的比较效益,使耕地保护的微观主体——农民在保护耕地的过程中得到经济实惠,是完善我国耕地保护制度、提升耕地保护制度实施效果的一个方向。     

后备耕地资源区域差异分析及其政策启示

利用全国2000年后备耕地资源调查、历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和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数据,分析2005年各省后备耕地资源分布与使用年限差异、开发利用的区域生态风险和开发成本差异。研究表明,全国省域的耕地占补平衡可能出现4种情况:(1)耕地补充远大于占用,可为其他地区提供补充耕地来源的省份;(2)耕地占补平衡已难实现,需要异地补充耕的省份;(3)未来很可能出现耕地异地补充需求的省份;(4)耕地占补平衡保障能力较好的省份。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阶段性、对象性的耕地异地占补政策,作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