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现代道德与法治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它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家族,发展到明清时期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型家族。而产生于夏、形成于西周的宗族制度又严重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并进一步形成了宗族法。但宗族法观念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掉,它在当代又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

刘氏客家家族组织通过将族规在官府立案使其具有家内法律的效力,对族人进行全面的有效的管理,形成政府对基层社区管理权的下放和委托,使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大于保甲;清朝四川地方官在处理家族上报的违法案件时,充分照顾家族的意见,形成了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宗族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需要地方政府的确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也仰仗地方政府的权威以及宗族所订立的族规和所获得的有限的司法权,必须经官府立案批准方为有效,这又显示了政府的权威和对宗族的控制、利用以及宗族对政府的依赖和巨服.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宗族公社问题

在原始社会后期,在氏族和家族之间还可能存在宗族这种社会亲族组织。关于父系宗族公社,本人已有专文作初步论述(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要加讨论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关宗族公社的一些材料。摩尔根的巨著《古代社会》在主要点上揭开了原始社会的组织发展体系及其本质特点。其中讨论了母系时代和父系时代的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原始公社组织或社会亲族集团,但没有专门讨论家族公社,更没有明确提到宗族公社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在许多方面作了补充和发展。其中包括父系宗族公社,并在有些地方,杰出地将宗族公社跟家族、氏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

封建社会的官府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它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组合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宗族组织是地主阶级藉以控制农民的手段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地主阶级控制农民的四大绳索。因此,官府与宗族的关系是研究封建社会之治乱所不能不涉及的问题。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较多的是二者关系中互为支持的一面,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二者关系的论文尚属少见。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的复杂性已充分暴露。探研官府与宗族关系的二重性,以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本质是本文的宗旨。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徽州普通家族的谱系构建——歙县刻工家族虬川黄氏族谱编纂考

编修族谱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一个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愿望。歙县虬川黄氏以刻书技艺精湛闻名于世,族中没有出现过富商大贾和显赫官员,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是徽州地位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该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于清道光年间纂成《虬川黄氏宗谱》。与其他许多宗族相似,虬川黄氏修谱也存在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虬川黄氏宗谱》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将本族列为望族之后,希望以此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通家族所修族谱比较简单,却真实地展现了中下层家族宗谱的编修状况。     

常州盛氏拙园义庄研究

同治七年,盛康在常州建立拙园义庄,旨在敬宗睦族,团结家族成员,壮大家族力量。义庄规模很大,盛氏家族对其进行严格管理。由于经营得当,每年皆有盈余,并在完纳国课、赡养宗族、兴学助教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拙园义庄的建立和发展对盛氏家族和社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义庄提倡的旧道德也应批判。     

家族变迁和中国家族企业的再思考——以浙江万氏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族企业在中国再度兴起。总体来说,社会科学家将中国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现象来对待。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中国文化与家族通常被当作一个自变量。家族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边界由家族成员不断地协商而形成和变化。基于在中国浙江的一家家族企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与宗族制度的变迁,一种新型的家族企业正在中国出现。     

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