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的分裂与方法论的转向

犯罪学的分裂主要由方法论上的对立而产生。这种方法论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以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犯罪学研究在这些方法论的对立上表现突出。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其中吉登斯与布迪厄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他们的研究中,犯罪学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犯罪现象的起点和目标;研究者对研究活动进行自我反思;研究对象从实体向关系转变;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犯罪学在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的问题,在正确把握犯罪的实践逻辑的同时实现学科的整合。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诠解

韦伯关注社会学方法论,主旨是想超越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上各自的不足。他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的任务、确立价值中立的原则和建构理想类型,巧妙地处理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困难的价值问题,分清了价值关联、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概念和应用范围,从而明确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这使他在方法论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     

论法治视野中犯罪研究的方法论立场

在刑事犯罪领域中通过构建科学的法治理论，贯彻法治精神、推进法治实践是当代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而对于犯罪研究及其方法论而言，法治立场的建构却面临着许多任务。为此，必须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犯罪研究方法论的逻辑起点、以对犯罪现象的实证分析作为刑事立法科学化的客观基础、以对犯罪研究的规范分析作为刑事司法客观化的技术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犯罪研究的发展，以期实现我国刑事犯罪领域内的法治化。     

中国犯罪学研究三题——方法多元、范式展开与规则确立

文章认为,中国犯罪学研究应当实现方法论上的多元化,更多地采用定量研究与田野调查方法;应当重视构建犯罪学理论体系,同时重视犯罪学理论的应用化;应当确立相应的学术规则,借鉴国外理论以实现本土化.     

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简析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本文就西方新老三代实证主义方法论分别对早期行为主义、构造主义、新行为主义三个心理学派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并阐述了实证主义影响下的心理学研究原则     

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证伪·整合:犯罪原因论发展路径的选择

从发展历程上看,西方犯罪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我国犯罪学中的犯罪原因论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西方犯罪学中,就如何发展犯罪学理论出现了证伪与整合的路径之争。我国的犯罪学从一开始就讨论整合的问题,造成了犯罪学研究中犯罪原因论发展的困境。证伪与整合的方法应该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就犯罪原因理论研究来说,应该提倡"片面而深刻"的证伪研究路径;而对于厘清犯罪学理论和面向治理犯罪而言,整合是必不可少的方式。     

犯罪防控战略与策略之辨明——论犯罪空间防控的兴起及发展

 随着当前犯罪防控重心向空间防控的转向,犯罪空间防控理论和策略成为犯罪治理的热门话题,尤其是结合了地理信息系统的GIS、CPTED、SCP等技术与理论逐渐受到追捧。然而,该类理论是战略理论还是策略理论,在方法上是策略还是战略,是工具主义、技术派的前行还是回归,两者的关系决定着犯罪防控的科学性前行方向。复兴的古典犯罪学派所提供的理论支持强调了犯罪预防的工具主义功能,这一功能迎合了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主义至上的时代观念,一切皆可被可量化的“有效性”实证主义检验。但是,对于犯罪学领域而言,科学主义手段和实证功能并不能取代犯罪学对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目标的建构。如何避免犯罪预防战略目标的碎片化,犯罪预防战略与策略之目标的辨明就被赋予了双重意义。     

刑法学之外的犯罪学属性界分

传统犯罪学在我国一直处于刑法学的附属地位。在学科属性上,犯罪学被视为刑法学的下属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属性上,犯罪学的"犯罪"被认定为刑法学的"犯罪"。但是,犯罪学远远超越刑法学所确立的范畴或刑法学无法完全涵盖犯罪学的全部内容,二者并非包容关系。从本质上来说,犯罪学有其自身的属性,即犯罪学在学科属性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法学,其研究对象是犯罪社会现象而非犯罪法律规范。因此,在刑法学之外作出犯罪学本身的属性界分有其特定的恰切性。     

文化研究方法的科学路径与多元走向

从19世纪开始，文化研究跨越感性描述和哲学认识阶段，进入科学实证阶段，实证主义方法论逐步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呈现出多视角研究进路和多元化理论趋势，在方法上克服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二元结构内单一选择的局限，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力求建构实际旨向与技术旨向、理性与非理性、静态论与动态论相统一的系统方法论。     

当前我国犯罪学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

我国犯罪学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等学科基础性建设上存在的结构性缺位,是犯罪学学科本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并已成为犯罪学发展中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犯罪学的研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治理的紧迫需要,也使犯罪学界有了紧迫的危机感。所以,近年来犯罪学界为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对我国犯罪学学科现状的审视、反思,也是犯罪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本体性建设的考量,这种反思和考量是学科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在当前,犯罪学应克服本体研究的松散状态,建构清晰的本体建设发展目标。梳理学科本体研究,分析我国犯罪学学科本体存在的问题现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从学科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对犯罪学发展的路径抉择。     

论犯罪统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犯罪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以统计为基础,犯罪统计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国犯罪学理论研究的不发达与犯罪统计研究的落后有关。加强对犯罪统计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面对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底的西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有必要从学理上予以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实证主义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从思想史上看,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只不过,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对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理论呼应,在方法论上强调直观、自然与道德,而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辩证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在方法论上强调总体、历史与革命。较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体现为：基于“证实”的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     

赫维茨和克里斯琴森:《犯罪学》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犯罪学的学科。作者论述了犯罪学及其分支学科,犯罪学与刑法的关系,犯罪学的研究方法,犯罪学的历史,以及丹麦的犯罪学的研究情况。探讨了犯罪地理学、犯罪社会学、犯罪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的区别和关系。     

我国犯罪预防理论有效性的检视与发展进程

在犯罪学的不断发展中，犯罪预防的有效性这一课题在国际犯罪学领域日益成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从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理论的有效性乃至生成坚定的理论工具仍然是犯罪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通过对犯罪预防理论和策略的检视可以发现，即使在国际犯罪学界，对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的理论研究也并不如对犯罪原因的研究那样清晰一致。我国犯罪学更出现了在犯罪预防理论和策略上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因此，对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效性检视，将使犯罪学在“什么是有效的？”这一方法论所衍生的理论和知识中受益，最终推动犯罪预防的发展进程。     

犯罪概念新论

刑法学和犯罪学对犯罪概念的研究是割裂的和落后于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学科对话,而且使学科建设和发展陷入瓶颈。犯罪概念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追求跨学科的、统一的犯罪概念是不现实的。通过犯罪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正常关系应该为：在犯罪学领域,犯罪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价值属性,体现在对其行为及后果的测量上;在刑法学领域,犯罪是一种规范性事实,是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犯罪做出的规范上的价值评价,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置上。     

信贷资源配置与我国经济发展平稳性

中国行政学的方法论之争,主要围绕三个焦点展开：一般性还是特殊性、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从哲学史视域来看,中国行政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争的哲学框架,可以转换为基于“相似性”的理论框架;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的批判,均存在重要误解。后实证主义社群认为：实证主义持社会决定论、忽略行为动机、祛除一切价值判断;定性研究的支持者（同许多定量研究的支持者一样）认为,定量研究是精确而严格的,由此导致公共行政学的许多无谓长久的争论。通过追溯逻辑实证主义和数学哲学文献,在消释上述误解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出,公共行政学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可以构成方法论的连续统一体,定量研究也需要与定性研究相配合,才可能显示出相对的合理性。     

“摇晃的方法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方法论问题与系统论关系初探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及其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西方思想学术主导性思维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变的整体趋势。美国学派真正的方法论特色并非是缺乏建构性内涵的平行研究，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特征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心化原则等。然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美国学派未能明确自身的方法论优势，反而对方法论问题持较为轻视的态度，导致学科在理论化浪潮冲击下陷入自我认知的危机之中。     

中国行政学的方法论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中国行政学的方法论之争,主要围绕三个焦点展开:一般性还是特殊性、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从哲学史视域来看,中国行政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争的哲学框架,可以转换为基于"相似性"的理论框架;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的批判,均存在重要误解。后实证主义社群认为:实证主义持社会决定论、忽略行为动机、祛除一切价值判断;定性研究的支持者(同许多定量研究的支持者一样)认为,定量研究是精确而严格的,由此导致公共行政学的许多无谓长久的争论。通过追溯逻辑实证主义和数学哲学文献,在消释上述误解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出,公共行政学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可以构成方法论的连续统一体,定量研究也需要与定性研究相配合,才可能显示出相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