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财产权的经济学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是目前规范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最重要的两大国际性法律文件,《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了遗传资源的主权原则,《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确认了农民权的原则,但它们均未授予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财产权。这使得遗传资源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以及保护成本过高。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确立遗传资源财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     

公海生物基因资源的惠益分享机制初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并无明确的公约条款可循。为公平地分享惠益,国际社会试图通过谈判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的第三份执行协定以填补公约规定的空白。公海生物基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构建是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公海生物基因资源在法律定位上应属于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惠益分享区域性立法和国内立法中找到合理的惠益分享机制。     

民族地区畜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典型案例研究

《名古屋议定书》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获取与惠益分享目标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定,为公平公正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产生惠益确立了基本框架。"从江香猪"和"湘西黑猪"是黔东南和湘西苗族、土家族、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经过数百年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优良地方猪种。这两种典型畜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现状,为我们揭示了《名古屋议定书》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的本质,同时也剖析了其存在的不足,为加强我国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遗传资源获取及其公平公正的分享其产生的惠益制度,促进民族地区畜禽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依据,进而为相关国际谈判的应对策略提供技术支撑。     

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分析

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率先于2002年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建立了印度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印度的生物资源及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基本法律规定、管理框架、获取程序、法律责任及申诉、生物多样性基金及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合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主权原则、机构设置、程序创新和法律明确。认真研究印度相关制度,可为我国制定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提供参考。     

地理标志制度框架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研究

地理标志是TRIPS协议规定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成熟的保护遗传资源的制度,其内容包括:范围、种源、立地条件、种植、管理、采收、加工、感官指标、理化指标等,该制度所形成的惠益分享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环境的惠益:产地保护—生态恢复—地力上升—生物多样性;二是发展的惠益:绿色经济—生态治理—绿色产业—区域发展;三是资源持有人的惠益:资源主体—权利主张—利用许可—受益分配。     

一个三峡人与三峡珍稀植物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国家"(mega-biodiuersitycountries)之一.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交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56种,约为其总数的1/4. 长江上游森林生态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把长江上游森林生态区确定为全球200个重要生态区中的25个最关键生态区之一,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CI)也把该地区确定为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     

遗传资源财产权法律逻辑诠释——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中心

<生物多样性公约>建构了以遗传资源利益分享权为支点的遗传资源财产权.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遗传资源财产权,内蕴着从遗传资源所有权递进到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的法律逻辑,隐藏着遗传资源所有权和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的内涵.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为我国制定遗传资源(财产权)保护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提供了私权保障.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传统知识保护的国际进程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国际上讨论传统知识最富成效的法律框架。10多年来,为推动传统知识的保护,《公约》缔约方大会设立了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以专门负责传统知识相关议题履行与后续谈判的机制;制定并实施了履行第8(j)条及相关条款的多年期工作方案;通过了旨在加强建设项目社会影响评价和文化影响评价的"阿格维古自愿性准则"和旨在促进尊重传统知识的"特加里瓦伊埃里道德行为守则";2010年通过《名古屋议定书》,建立了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还确定了传统知识保护特殊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2010年以来,《公约》缔约方大会已经通过多项决议以促进传统知识的保护、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习惯性可持续利用和特殊制度建立将是《公约》未来谈判的重点。     

论侗族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

侗族人民在长期利用当地生物资源过程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而这些传统文化和知识又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侗族糯禾文化、民族医药、饮食文化习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文化等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对糯稻遗传多样性有保护作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可以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促进传统知识的利用和惠益共享。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法概念的影响

气候变化正在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构成挑战,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和应对策略还有待完善.生态系统法以其固有的内涵优势,理所当然成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保护的基本原则.景现连结,通过生境廊道设置,将碎片化的栖息地连结成网络,促进物种在更广阔的景观范围内运动.实践中的保护实例也给生物多样性国际保护策略的制定带来启发.     

《名古屋议定书》下我国的惠益分享权利与义务研究

目前我国对《名古屋议定书》项下的惠益分享义务研究不够深入,导致惠益分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时管理主体不明的问题非常突出。通过对《名古屋议定书》项下一般义务的分析可以知道惠益分享的基本原则。同时我国兼具提供者和获取者的双重身份,伴随着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结合目前的我国履约现状,我国可以从立法层面、主体明确方面、设立研究机构等方面更好地履行惠益分享义务并行使应有权利。     

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法律问题初探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减缓和适应两大类,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无法回避.生物多样性问题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各国国内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法律、法规虽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有所规定,但是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实施机关、实施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需要在战略思想、法律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好准备.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若干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制度与生物多样性有着密切和复杂的关系。为了充分利用和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应当给予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和做法以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转让问题上 ,既要对有关技术实行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又要防止违反 CBD公约目标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在授予生物技术专利权的问题上 ,要充分注意到生物技术的安全性 ,在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和对环境的影响之间权衡利弊 ,做出合理的判断。     

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

国际上围绕着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也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尖锐的矛盾.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应该是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活动的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准则.因此,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遗传资源国际保护法律规范,提炼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对于提高各国共识,减少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矛盾至关重要.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晚近发展及启示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其他相关条约的目标和宗旨存在差异,但是各条约的执行机构间仍积极展开合作。《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在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供资战略、农民权利、全球信息系统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以气候变化为契机,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领域也出现了植物遗传资源的非货币价值日益凸显、基本形成系统的惠益分享准则、非原生境保存环境日益优化、农民处境日益艰难等新趋势。参照新趋势和国际现有的法律框架,并结合我国植物遗传资源的法制现状,提出法律建议。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他人民事权益的保护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利益范围做出了不受限制或者限定的规定,使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利益范围十分广泛;我国<侵权责任法>通过过错侵权责任、严格责任和公平责任来保护他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享有的各种民事权益,使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他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建立在绝对保护的基础上.无论是不受限制或者限定的民事权益的保护还是公平责任保护方式的认可,均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农民权和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关系探析

随着世界各国对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措施不断的深入研究,农民权本质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内容.将农民权纳入专利体系下的先用权范围内,立法确认农民权制度、建立农家管理保护模式和设置国家与群体农民组成的共‘同监管机构,是分析当地农民和国家在保护及分享开发生物与遗传资源中的相互依托关系、兼顾各方实际惠益分配关系的有效切入点.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击与国际法制度协调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是人类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已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产生严重冲击,现行国际法律制度对此没有作出有力回应,这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严峻挑战.本文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上,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以导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因素为行动主要对象,增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制度型构、公约执行、机构运行和履约机制等方面的共同进步和协调统一,协调两大国际条约体系,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性.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发展趋势探析——兼论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诞生的主要标志.它对保护引渡客体的人权、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意义重大,同时又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近年来,该原则出现了补充条款,其适用范围也受到了限制,并引入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定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我国<引渡法>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完善相关制度.     

信息披露义务群的构成研究——以功能的实现为视角

信息披露义务是合同法中的焦点问题,具有复杂的功能,如保护真正的合同自由、有利于理性选择、信息清晰、实现合同公平、培育诚信.为实现此种功能,信息披露义务就需要有义务群来支撑,具体有披露重要信息的义务、以通常和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披露的义务和解释义务.然违反上述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性义务),如可以适用错误、欺诈、债务不履行或者计算期间的延迟.<欧洲合同法原则>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其他欧盟立法都确认了信息披露义务,我国未来的<合同法>修改也应当确立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