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运动派”的诗歌审美观形式观和本体观

“运动派”是二次大战后英国最重要的诗人流派,他们的诗学观念影响很大,争议也多,本文论述了其中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以平凡为美的美学观;主张因循传统格律的形式观;强调情感和理智相结合的本体观。作者认为,这也是他们有意识地反对浪漫派和现代派而力图恢复和发展英国诗歌传统的表现。     

陶渊明诗歌创作中的两种模式

陶渊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基调是不完全一致的,有时充满了伤感、哀怨乃至悲愤;有时又表现得超脱而豁达,情绪愉悦而舒朗。这固然主要是决定于他人格上的矛盾性,理智、意志、情感之间的交战使其情绪时有波动。但是,前代诗人既定创作模式对其情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下面,我们从这一角度分析一下陶渊明诗歌中的情感基调。     

新诗语音形式理论史上的"内在韵律论"

在新诗语音形式的理论发展中,郭沫若以极端的方式奠定情绪主体在诗歌活动中的本体地位,并通过写作示范展示出这种主体作用的强大,形成了新的情感经验生成模式.但是,对于主体激情的过分推崇,又使他忽略了存在于主体情感与诗歌表现之间的审美中介环节,从而成为他之后的语音形式探讨的新的出发点和理论假想敌.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论韩作荣对诗艺诗美的不倦探索

论韩作荣对诗艺诗美的不倦探索吴开晋每一位诗人的作品中，都有一个诗歌世界，他是用自己的心血营造出来的。正如苏珊·朗格所说：“创造诗歌世界并把它虚的生活因素组织起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情感与形式》第１４章）。作为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年诗人，韩作荣的...     

戴望舒诗的现代性举要

戴望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袖,强调新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达这种情绪的形式”,主张写“纯诗”,统摄在他诗歌中忧郁感伤的情怀,是诗人通过对自我灵魂的本真思考得到全面的展示;诗人灵魂与自然意象的融合,既表现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密切联系,又深印着传统文化的心理情结。     

古代诗论的现代审美品格

“诗缘情”显示了诗歌生命的内在动因与美的形式特征 ;“境与心”是对诗的审美心理的深层描述 ;“冲淡”体现了古典诗歌重“含蓄”、“自然”的美学方向。这三者一方面总结了诗歌本体的艺术特征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学在禅宗融入之后的突破与进展 ,诗歌艺术开始浸染着诗人的主体人格。     

关于郭沫若诗歌主张与实践的几点认识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然而郭沫若这个名字首先被人知晓还得归功于他的诗歌。他最先是以诗人的面目赢得“知名度”的。 郭沫若从1919年开始写新诗,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成了当时震撼文坛的一件大事,从而奠定了郭沫着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开拓地位。几十年来,他在新诗、历史     

中西诗歌内在人物性探异——兼谈诗歌的戏剧性

诗歌是擅长于抒发感情的艺术。可是,诗歌却并不纯粹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或个人感情的再现。诗歌内部的“说话者”可以是诗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是诗人借托别人的声音自所以,诗歌的情感抒发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情感的现实,二是情感的主体,包括情感的动机和方式。换言之,诗歌除了能以强烈的情感打动读者之外,还能让读者了解说话者的个性心理特征。恩格斯说:“人物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怎么做”。尽管诗歌的主     

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郭沫若《女神》综论

郭沫若的《女神》是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反映了诗人强大的创造力和浪漫主义的个性。郭沫若高出同时代诗人的地方,是他在“绝端的自由”的诗形中贯注了真正的诗情,坚持了他情感一元论的诗学观点。他的狂放的诗风主要与惠特曼有关,他的泛神论具有时代的内容,《女神》不是那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品,它是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     

论郭沫若《凤凰涅槃》的修订及其释义

《凤凰涅槃》作为收入诗集《女神》的一首白话新诗，它鲜明地表现了五四时代的不乏困惑的理想主义、革新精神和自我精神，同时也极好的融合中国古典的传统和西洋现代主义精神。郭沫若对该诗持续的修改表明了时代思潮的更替、诗人思想情感的变幻，以及诗歌形式的完善。“凤凰涅槃”是郭沫若创造的一个跨文化(诗意)新词。     

《天上的街市》中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作用

在郭沫若早期的诗歌中,诗人总是以他奔放的热情和磅礴的气势,反映自己对旧制度旧传统的诅咒和背叛,对光明和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我们知道,除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除了激情扬越、风格突进、形式解放和新颖多姿之外,色彩瑰丽、想象丰富也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诗人正是以他新奇富丽、引人入胜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给他的诗歌增添了显著的艺术感染力。     

论王亚平诗歌的主题意蕴

作为左翼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王亚平继承和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捉住现实”之笔书写一个时代真实的苦难、抗争与理想。他的诗歌巧妙探索了主题与情感、艺术的关系,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牧歌式的小品文——论郭沫若的《小品六章》

在“五四”至“五卅”运动之前,郭沫若曾以抒情诗的天才,震惊海内,被人称为诗坛的霹雳手,但是,这位杰出的诗人并不只是写诗,他也写剧、写小说、写文艺论文,写小品文,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种种探索与追求,显示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多采,同时,也表现了他多方面的艺术造诣和才华。认真究究郭沫若这些方面的成就,不仅能丰富对“诗人郭沫若”的认识,而且,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作为新文学巨匠的郭沫若,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本文试从一束几乎被人遗忘了的“路畔的蔷薇”     

得失之间的“戏”——郭沫若历史剧戏剧本体的再探讨

一在80年代初中期,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曾是郭沫若研究中成就最为辉煌的一个部门。此后,这一部门很少再有突破性的成果出现。相比之下,这些年来郭沫若诗歌研究没有“原地踏步”。在这个领域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视角的不断刷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向郭沫若诗歌本体的不断延伸。当看到郭沫若诗歌研究已在较深的层次上走进“诗”的时候,郭沫若史剧研究者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已有的辉煌多是“外围作战”的成绩,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蓝调的旋律——郑敏四十年代诗歌的诗美特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郑敏在早期诗歌中的抒情方式大都属于“独自”式的青春之歌，可“独自”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即进入生命的低吟。在社会与自我、情感与理智的交错中流露出一种忧郁的生命低吟状态，在痛苦与孤独中体味“生之美”。表达方式上，诗人通过直觉意象、意义重构以及自然“流动”与生命“凝定”的诗美方式来展现情感历程。     

论司空图美学思想的创意

本文认为，司空图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是，《诗品》在论述诗歌艺术美的本质和本原时，使用了“道”、“体”、“虚”等抽象的理论概念，从而对诗歌艺术的本质规律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为后代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理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明显的创意．其一，司空图“韵味”说同刘勰“余味”说和钟嵘“滋味”说侧重于作品形象本身所包含的神味不一样，更强调艺术形象和意境引起欣赏者想象后所获得的一种境界和情绪，更重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其二，司空图对意境的推崇使他尤为重视审美情感（思）与审美想象中的艺术空间（境）融为一体。其三，司空图的美学理想、审美标准是“味外之旨”的“醇美”，而“素”“心”“情”“意”等代表主观的概念恰好说明司空图对诗人的主观在创造诗美的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