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毒品行为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目前司法解释将抢劫毒品行为认定为抢劫罪,不如刑法将其独立成罪;司法部门以当地毒品非法交易价格确定抢劫数额,不如根据毒品数量对应不同等级的法定刑;参照抢劫罪加重法定刑等级,多次抢劫毒品行为应当成为升格法定刑的条件。犯罪形态如何,并不影响法定刑升格条件的犯罪次数认定。抢劫毒品多次与毒品数量竞合的,适用处罚较重的情节,抢劫既遂与抢劫未遂的数额不能累计计算,不同毒品种类累计可予依法折算。     

毒品再犯相关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1997年刑法为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在第356条中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之罪的,从重处罚。”文章从对该条文的学理争议入手,在论述毒品再犯的构成条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其与一般累犯和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它是有别于刑法总则规定累犯制度的一种毒品再犯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对在毒品再犯制度适用中出现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     

中国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刑事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具有突出营利关切的犯罪,毒品犯罪既非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严重罪行,也存在相当复杂的毒品病理和社会因素,并非严刑峻罚所能消灭、控制的.从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抑或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要毒品需求、毒品市场仍然存在,毒品犯罪治理就要尊重市场供给的规律,以最低限度的国家供给保障毒品成瘾者的人道底线,以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形成系统的社会反应体系,预防毒品犯罪的发生;同时,废除毒品犯罪的死刑不仅有利于重刑观念的改善,还将在相关生存底线和技能的改善中,逐步实现刑事政策理论的人道化、民主化和系统化.因此,基于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取消《刑法》中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死刑,待时机成熟,再取消全部毒品犯罪的死刑.     

毒品代购行为刑法认定的实践困难与规范完善

毒品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毒品贩卖是毒品流转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打击毒品犯罪的重点。然而起到毒品贩卖"桥梁"作用的毒品代购行为在刑事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文件规范上也存在着规范缺失、规范适用混乱等情况。我国应当从区分行为模式、明确主观内容等方面完善有关司法规范,并吸取借鉴域外解决同类毒品犯罪的合理有效的立法规范,尝试加强对毒品需求方的刑法打击,更加有效地从整体上打击毒品犯罪。     

浅析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罪的认定与刑罚措施问题

随着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现行粗疏的《刑法》规定并不能满足实践中的复杂变化。对《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贩卖毒品应理解为贩卖毒品罪,以更好地惩治未成年人毒品犯罪行为。同时,针对未成年人吸毒现象严重的现状,通过简单的经济分析,认为不应当将吸毒行为单独规定为吸毒罪,而是适用《...     

毒品犯罪中三种行为司法定性探讨——基于最高法院纪要演进视角

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受以吸食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购买毒品人员接受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新近明确的三种犯罪行为。我国三次《毒品犯罪会议纪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答。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与"购买、储存"行为相区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存在改进空间;对居间介绍者受吸毒人员委托购买数量较小毒品的规制上存在不足和缺陷;购买毒品人员接受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分类处理具有积极意义。     

运输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运用选择性罪名的立法技术,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相并立。但是,相关条文对运输毒品罪基本特征的描述采取了简单罪状的立法形式,法条粗简,无法与实践中纷繁芜杂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效对接,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多混乱。因此,对运输毒品罪的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有助于提升治理毒品犯罪的整体成效。     

对滥用毒品行为非犯罪化的思考

滥用毒品行为属于“无被害人犯罪”,从刑法谦抑性的理论视角出发,我国不应将其犯罪化。文章通过对我国滥用毒品现状的调查及对此行为的犯罪化主张的分析,思考非犯罪化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进而探索相关司法实践路径及刑事替代措施。     

对毒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的分析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对国家运用刑罚的意志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毒品犯罪量刑应该考虑几个基本情节 ,刑罚要公正 ,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代购毒品行为的刑法学剖析

代购毒品行为是毒品犯罪的新型行为表现，代购毒品行为由于缺少刑法的明确规定导致在理论与实践中对其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代购毒品行为的概念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代购行为和民法委托的概念，在外延上需要以有偿与否、行为独立、隐名显名为标准区别于居间介绍毒品行为。代购毒品构成贩卖毒品罪需要具有牟利目的的主观条件，但是对牟利目的需要扩大解释。不同的代购行为其触犯的罪名有所不同，对于代购蹭吸与少利低利代购也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正确认定。     

人权视角下的毒品问题

毒品问题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从人权角度出发就毒品犯罪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吸毒行为及其伴随的有关行为的犯罪化与人权的关系(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进行探讨。     

再犯与毒品再犯的刑事责任问题探讨

再犯的处罚原则“从重处罚”应当修改为“可以从重处罚”;毒品再犯与毒品累犯竞合时应直接适用刑法第356条规定的毒品再犯条款,而不再援引刑法第65条规定的累犯条款;对毒品再犯不能适用缓刑、假释。     

从供需法则看"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毒品犯罪的泛滥成灾,标志着“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局限性。毒品犯罪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传统法学分析方法的桎梏,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去探寻毒品犯罪产生的原因和运行机理。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理论为探寻毒品犯罪这一极具市场性特征的犯罪背后的成因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根据供需法则中的价格机制、需求弹性理论分析毒品犯罪市场的运行机制,应当从控制毒品市场与以控代禁两个层面来达到抑制毒品犯罪市场的效果。     

关于犯罪预备和预备犯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犯罪预备只是刑法上的危害行为,与犯罪形态(犯罪行为)有着质的区别。犯罪预备又可称为犯罪预备阶段,以区别于犯罪过程中的实行阶段、实行后阶段。预备犯的概念及其成立的条件应在"罪行严重"和"对法益构成严重的威胁"的基础上进行重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研究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主要类型,也是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危害与威胁最严重的一类犯罪.如何从刑罚适用的角度探讨打击方法,是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运输型犯罪废止论——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虽然运输毒品罪在我国《刑法》中被规定为与贩卖毒品罪并列的罪名,但事实上,无论是从运输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从行为的刑法评价上,将其与贩卖毒品行为并列规定都是不恰当的.废止运输毒品罪不仅可以从理论上得到合理地解释,而且从司法实践上,亦能圆满地解决运输毒品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同时保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贯彻.取消运输型犯罪罪名的设置,亦可以保障正确定罪量刑的目的.     

有组织犯罪与毒品犯罪的共生模式

毒品的泛滥与有组织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毒品问题的滋生和蔓延都使有组织犯罪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发展空间;而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毒品犯罪的能量,加剧了毒品的泛滥。毒品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的共生模式以有组织毒品犯罪为传动轴,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严重挑战。     

走私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走私毒品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一种比较常见、多发的犯罪,对于走私毒品犯罪进行打击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该罪不仅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而且违反了国家海关管理法律、法规,在客观上实施了将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因此,其对国家的外贸和毒品管制危害极大.为了有效地打击和惩治该种犯罪,从理论上弄清本罪的概念,从犯罪构成要件上来把握本罪的特征,正确地把握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的罪数形态、共犯形态和停止形态,对于司法机关正确地认定本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毒品犯罪的国际刑法规制

毒品犯罪所具有的跨国性,使得该犯罪靠一国的局部打击与单一防范难以奏效,从而要求国际刑法在超国家的层面上作出反应。由于各国对毒品犯罪的认识与处罚不同,有必要统一各国毒品犯罪处罚的力度与执行制度以及执行的辅助方法、侦查措施及程序,明确国家在毒品犯罪打击与防范中的义务和联合国对公认的毒品产地进行的直接打击。     

浅析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当危害结果发生时,要确定某人应否对该结果负责任,就必须查明他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该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