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内在”抑或“超越”？——论列维纳斯哲学中的“感受性”

“感受性”是列维纳斯哲学的重要论题。在目前的研究中,有三种“感受性”对于理解列维纳斯哲学具有公认的重要性,即“享受”“易受伤害性”和触发时间的“异质感”。或因这三种“感受性”差异极大,学术界对“感受性”的解读向来不一：有将其解释为“内在性”者,也有将其视为“超越性”者,亦有观点认为其兼具“内在性”与“超越性”,或具有内在与超越的“交互性”。然而,上述解释虽均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各有不足。毋宁说,列维纳斯意在通过“感受性”揭示一种“别样的超越性”,即一种与“内在性”和一般的“超越性”都不同的“外在性”——在他的语境中真正的“超越”是“外在的”。     

汉学主义的“超越”与“内在超越”——余英时和列文森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比较

西方汉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类似于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有时表现得非常隐蔽。将列文森和余英时这一中一西两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比较,发现“汉学主义”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及他们自身对所处“汉学主义”环境的“内在超越”和“超越”。     

莫言:超越人类中心之后的东方化文学

本文从《生死疲劳》出发分析了莫言叙事把中国传统文艺与西方先锋手法相融合，形成莫言独特的东方化叙事文体。本文从《丰乳肥臀》等小说表现了莫言在意义层面上所具有的超越性视角，他的“审丑”与对人类苦难的“冷漠”是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达到人类与动物同构的高度平等；更重要的是，他在超越人类之后又回归到了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形成一种极具包容性的大悲悯。莫言超越的思想基础正是中国的道家文化，这一思想基础形成了莫言作为一个宇宙间的自由生命体建构的狂欢化叙事。     

探索超越之途——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点比较

中国和西方的思想文化比较研究，在当代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定的思想文化的形成，都有自己的社会根据。中西这两大文化系统，都在自己特定地域形成的历史传统，凝结了人类在不同环境中的开拓性智慧和创造性精神，由于社会形态在不断发展演化，所以中西文化都面临着各自的机制转换流程，都在这种转换中相互借鉴。本文就是在论述这一点中着重指出，中西文化趋动，是沿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规律进行的，只有相互借鉴，才能在总结本世纪与展望下世纪理论思维中，创立走向未来的思维模式。本文还着重研究了当前中西思想文化的具体特点，认为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是在各自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下产生的，并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西的超越之途，必须建立在深刻认识它们之间差别之所在，才会取得成果的，这就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论形而上学欲望对传统欲望的超越 ——基于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欲望是对于自我需求的满足,因而是内在性的.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提出的"形而上学的欲望"是对传统西方哲学内在性的抵抗,从而实现欲望的外在性以满足绝对他者.从传统西方哲学欲望概念入手概括思想史上欲望的内在性特征,继而分析列维纳斯的形而上学欲望的外在性特点,最终以爱欲为形而上学欲望典型而实现对于传统欲望内在性的超越,以满足绝对他者.     

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哲学思考

在有限的生命存在中,人何以超越其生命的有限性,中外古典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稍有不同。西方哲学家是通过否定人的有限存在来寻求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解决,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是从承认人的有限存在,并在人的有限性存在中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儒家和道家而言,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差异。儒家走的是“有为”式的超越之路,而道家走的是“无为”式的超越之路。事实上,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最终是一种价值的超越。这种价值的超越既可以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群体的行为,在今天仍有思考意义。     

文化与艺术之间的镜像互证与内在超越——论林语堂的小说创作

林语堂一直自觉地向西方社会推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正在洪波涌起的新文化，即使当他从事小说创作时，也难以忘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就使他的小说在向艺术高峰攀升的时候，也闪耀着中国文化的光芒，从而使文化推介和艺术创作具有了镜像互证的特征，即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群体性民族精神气质与个体性文化人格，在林语堂小说中得以完美呈现；同时，因为林语堂的小说有着深湛内在的文化支撑，从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共时性特质。对文学不朽意义的自觉追求，使林语堂的小说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实现了其内在超越。     

冯契的“智慧说”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因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陷入困境。冯契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象的实在感来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另一方面，冯契又借用西方哲学中内在性与外在性概念以及中国哲学中“体用不二”的原理论述了人的认识是可以把握对象的，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为自己的智慧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精神的融合与文化重建的实践——唐君毅先生论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

中国文化的重建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唐君毅先生认为这一重建在社会实践的运作层面,应特别注意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分途发展,兼应注意对接受西方文化而来的科技、民主、宗教等予以“礼乐化、中华人文化”,而实践动作的内在根据是中西方文化精神的事例,以儒家内在超越性的宗教精神为核心吸收西方文化任持超越客观理想之精神     

自然与哲思的融合——论宗白华的小诗

宗白华的诗思想深邃,艺术精湛,表现了诗人对生命意义、世界本质的追问和思考。在宗白华的诗中,大自然蕴含着神秘的"大优美精神",诗人沉入自然,并从中获得"大优美精神",实现了终极性价值建构。另外,宗白华诗中的自然与道家哲学中的自然有本质区别。     

从西方哲学的超越方式看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

从柏拉图理念的本质论超越方式到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概念论超越方式,以及到马克思的实践论超越方式的发展,表明哲学重新整合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二元对立,并在现实的此岸世界确立人的超越主体地位,表达哲学对人的超越本性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表征哲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时代反思和自由发展的人文关怀。     

意识、事实与宪政:梁漱溟宪政态度的转变、原因及启示

梁漱溟对待中国宪政的态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从"梦想立宪",即认为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不附合、不参加、另探索",再到积极参与宪法的制定、修改,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再三强调宪政限制王权的作用。梁漱溟宪政态度第一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转向"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第二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与"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的结合。梁漱溟宪政态度转变及原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宪政的启示是:对宪政内涵有新认识;认识到宪政是"治国之策"而"非强国之策";高度重视宪政建基的"事实";掌握宪政建设的路径。     

白族文化与现代文明

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具有千年悠久传统的大理白族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实现了民族文化自觉的提升与超越.具体表现在本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超越、餐饮文化走向世界、民居文化的尴尬处境三个方面.     

论政治信仰内蕴中的经济样态及其跃迁

政治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精神体系隶属于社会文化系统。虽然政治信仰文化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使其似乎远离社会经济,但政治信仰的生成和存在实质上是脱离不了经济基础的。立足于某种经济基础的政治信仰产生之后,必然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是政治信仰的超越品质对经济发展起着牵导与矫正的功能。文章立足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后市场经济的跃迁,把经济与信仰连结起来做一考察,充分证明政治信仰对经济具有不可置疑的牵导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亲亲之根”——再谈《论语》中的“父子相隐”

世初之初,我国学术界围绕孟子论舜的案例和《论语》“父子相隐”的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普遍与特殊这种西方式的两分模式并不是解读任何文明、文化、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孔子思想的真实理解应回到《论语》文本本身。“亲”“仁”“爱”“礼”只有层次上的差别,无根本性质上的对立,“亲亲”是“仁”“礼”之根源,血亲是人伦之情的发源地。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超越一切功利的“亲亲之光”对缓和当今多元主义文化的冲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论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及其辩证关系

文化继承是指文化的纵向积累和前后传递;文化超越是指文化通过创新实现由旧形态向新形态的转换和跨越.文化发展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创新实现文化超越的过程.继承是前提,创新是动力,超越是目标.文化继承和文化超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一关系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道教养生与审美

道教养生是以与生命过程相反的程序使人复归于“朴”,而道教的审美则注重让人认识俗世生活之丑而感受超现实的神仙生活的“真—美”;道教养生经历了从“养生”到“长生”、从肉体的养护到精神的超脱变化,而道教审美也经历了从追求“道—美”的绝对,到借鉴现实美甚至引领现实美的过程。道教养生推动了道教审美的发展,而道教审美又将道教养生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层面。     

《庄子》的管理哲学三论

以“自然”为宗,以“无为”为法的《庄子》哲学,演绎到管理之学便是以“不理理之”。从其历史内涵上讲,它是对于礼俗社会的理想化表达。尊重和维护管理对象的个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其思想理论的基础、核心：“以不齐之”是其所推重的管理思维,而“无己”、“无功”、“无名”——一言以蔽之即“无待”,则被视为管理者的理想境界。在这一境界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在自足其性的基础上获得了高度的自由。这一哲学的根本价值不在于提供若干可资操作的行动方案、管理技术,而在于站在更加超越的立场上从事现实批判和文化解毒,使我们能对社会的罪恶和文化的毒素保持必要的警醒。